唐代乐舞的鼎盛和民族舞蹈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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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han0124

  以俗乐为代表的唐代乐舞的兴盛，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乐舞与唐人生活的关系大为密切，不仅是人们消遣的主要方式，还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乐舞在唐初即颇盛行，并且是首先来自民间，然后逐渐影响到。
  　　乐舞的兴盛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还表现为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民族融合与中流在唐代出现，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所造成的强烈自信心，使唐人具有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和充分的吸收消化能力，正如学者田边尚雄所说：“……中国国力勃兴，当此期间，实为亚细亚第一强国，势力伸及中亚细亚，朝贡者达数十国。而中国人实有非常的大国风度，于世界中任何国民，慕中国而来集者，悉乐用之，喜其才能，采彼文化。”（《中国音乐史》）这里需着重指出的是乐舞在其中的作用，大量史料表明，乐舞不只是这一大融合、大交流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其中的先行者，推动和促进了其他方面的交流、融合，共同创造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
  
  　　以进乐舞为手段，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代燕昭王时，就有“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拾遗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除物产之外，在文化方面带回的便是乐舞《摩河·兜勒》，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前奏。一直到唐代，仍然沿袭了这一交流方式，如开元、天宝时，便有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然而此时不论是交流的规模或渠道，都远非昔日可比；这一交流对人们精神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自然也是今非昔比。《旧唐书·音乐志》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教坊中的健舞和软舞，也大多是外来的乐舞。这些带有异族和异国情调的乐舞就像一股旋风席卷中原大地，开元、天宝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尤其盛极一时。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工商黎民，莫不受到它的熏染，其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其他文化艺术乃至人的衣食住行概莫能比。如玄宗“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南卓《羯鼓录》）。而且伎艺高超，宋璟赞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同上）杨贵妃善舞《胡旋》，白居易《胡旋女》诗称“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初著名“舞胡”安叱。以善胡舞邀得高祖盛宠，竟封为五品官散骑侍郎。朝廷如此，民间也不例外。有诗为证：“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镇《法曲》）当时在长安寓居了不少著名的来自西域的乐舞人，如善胡舞的安国的安辔新，琵琶师曹国的曹保一家，歌手米国的米嘉荣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如“石国胡几”（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胡腾儿”（李端《胡腾儿》）等。他们精妙的别开生面的表演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每每使观者如醉如痴。岑参曾有诗赞道：“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请客见之惊且叹。……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
  
  　　西域乐舞的大量传入，使因魏晋之乱而散失残缺的中原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并成为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还促进了其他方面的引进和交流。如雕刻，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表现胡旋舞的栩栩如生的造型。相比之下，服饰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与历史的服饰交流多为南北向不同，唐代服饰的交流是东西向的，正如《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末，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这其中有相当程度是受了乐舞舞服的影响。譬如当时人们喜欢戴一种浑脱帽，“浑脱”，又名“苏莫遮”，系印度语。此帽由羊皮制成，高顶，尖而圆。《唐会要》载吕元泰上中宗疏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可见浑脱帽由此乐舞而来。又如唐代妇女衣领开得比较低，胸部袒露，歌尤其如此，所谓“胸前瑞雪镫斜照”（李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似亦受胡舞服的影响。譬如柘枝舞至曲终，便半袒其衣。沈亚之《柘枝舞赋》云：“差重锦之华衣，俟终歌而薄祖。”薛能《柘枝词》云：“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均指此而言。舞《浑脱》者更是“体跌足”。很可能在审美观念上使唐人受到熏染。总之，乐舞在唐代这一民族空前融合、中流臻于极盛的时代，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先导作用.

  浏览 290赞 158时间 2023-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