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具有那四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改变心态1234 2021-09-18 16:47 367 次浏览 赞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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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燕若雪0211

    红长征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首先,它宣告了国民围追堵截红的破产,宣传了中国和红的主张,并在沿途播下了的,鼓舞了广大的。
      

    在谈到红一方面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宣布,只有红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一方面的长征是如此,红二、红四方面和红二十五的长征也是如此。的确如所说,长征是一篇宣言书。为了消灭长征中的红,蒋介石调集了中央、粤、湘、桂、黔、滇、川、东北、西北、马家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千方百计地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各路红逐次歼灭。红在数万里转战中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终于冲破国民队的一次次围追堵截,胜利地在陕甘地区大会师。它以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红不愧是英雄好汉,而国民数十万大的围追堵截彻底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是一次最广泛、最有效的宣传。红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那里的大部分众,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见过红。通过长征,他们不仅见到了,见到了红,还了解了他们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而使和红的影响扩大到了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红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宣传‘自由、平等、’,没收‘’(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解释了土地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不仅如此,红长征的英雄事迹还传到了国民统治的其他地区,鼓舞了这些地方广大众的斗志。幽谷所写的《红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长征的经过。此文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后,使国民统治区的许多人了解了红。那些在国民统治区坚持斗争甚至被关进监狱的者,在得知红长征的消息后,更深受鼓舞。著名文学家鲁迅和茅盾在得知红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祝贺说:“英勇的红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他们的这些话,代表了国民统治区的共同的心声。
      
    长征还是播种机,在沿途播下了的。红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帮助各民族众建立了,组织了武装,而且留下许多红干部和战士,与他们一起战斗。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红色,著名的就有川黔边南腰界土家、苗、汉各族苏维埃,大凉山彝、汉人合――冕宁县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县(羌、藏、汉族)工农兵苏维埃,茂县回族苏维埃,瓦钵梁子、周伞藏族苏维埃,绥崇地区的格勒格沙(藏语,意为嘉绒地区),川边藏区的苏维埃波巴(藏人)自治,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等。这些民族自治有许多都建立了武装,在红走后仍然坚持斗争。如红二、红六团长征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迅速建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1000多人。红长征走了以后,黔南的布依、苗、汉族同红留下的60多名战士一起,在贞丰、紫云、望谟和罗甸四县边区的大小麻山一带坚持斗争,成为威胁国民黔南统治的游击区。云南迪庆藏区的贫农张文耀和红留下的伤病员,还众进行,联合维西、丽江、永胜、鹤庆、剑川等八县的彝、藏、白、纳西、汉族4000余人,在“官安民”、“打富济贫”的口号下,占领金沙江东岸桥头和格鲁湾一带,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
       其次,红长征的胜利,保留了红的骨干,锻炼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集中了各路红的经验和特长,使红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
      

    在长征的过程中,红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和红二十五在长征出发前,共有将近20万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五六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与红四方面在一起的红五、红九团等未计算在内)。但是,各路红的骨干保留下来了,而且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保留下来的这些红骨干大大地增长了才干。就连长征出发前才参或长征路上才参的许多新战士,经过艰难的万里转战,也都成了坚强的红战士,甚至成了优秀的红指挥员。
      
    各路红在出发以前,一直分散在各个根据地。他们在多年的征战中,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自己的特长。在大会师以后,各路红汇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经验和特长也集中到了一起,这就更便于互相交流和学习,从而使红的各方面建设大大增强。三大主力红集中到一起以后,在中央的集中下,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斗争的新局面,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胜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尚昆在1936年为迎接红三大主力会师所写的《全国主力红大会合》一文,就明确指出:“三大红主力会合,在数量上固然会大大地增加起来,成为一极大的红,同时质量上的加强,其程度是不可测量的。三个方面都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各种事上的特长,会合之后,就将要融合为一,以这种九年国内战争的经验和全体健儿的集体意志,去战胜及一切汉,这是有把握的”,因此,“这一伟大的会合,在红本身上说来,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将划出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央、苏维埃中央、中革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会师的通电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爱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再次,红长征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甘根据地,使全国的重心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西北,为新的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和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陕甘根据地,在红二十五到达以后力量得到了壮大。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1935年9、10月间进行的错误的肃反,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中央到达以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等人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并于11月间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队的第三次“围剿”,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1936年,红一方面接连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开辟了大片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形成著名的陕甘宁根据地。三大主力红会师以后,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使陕甘宁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位于西北的全国的大本营。
      
    在红长征出发以前,根据地大多在长江流域,全国的重心在南方。国民为了消除这心腹大患,调集了上百万大向各个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再在南方发展很不容易。而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迅速占领全东北,而且一步步向华北进,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的面前。但由于中国和红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无法奔赴抗日前线。在中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因此,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摆脱困境、发展力量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红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恰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红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就迅速打开了中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自己的力量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后来在谈到红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时就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红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央等在为庆祝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大会合的通电中即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中国和队都获得迅速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就迅速地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取得了新主义的最后胜利。因此,长征胜利是中国第二次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是此后中国胜利进的前奏曲,在成立以后,它仍然在鼓舞着亿万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红长征胜利的原因及丰富经验
      
       在长征中,客观形势对红是极为不利的。几十万国民大的围追堵截,无数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主义的危害,多次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濒于绝境。可是,在这种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红为什么能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呢?
      

    第一,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建立了以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使红一方面损折过半。如果不撤换李德、博古的错误,长征就很难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李德、博古在事上的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的,实际上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从而使和红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长征的胜利。正如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中央红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的,以及一、三团骨干的努力”。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整风笔记中也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在李德、博古下会被打散,中央的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挽救了红。”
      
    第二,战胜了张国焘的主义,保持了和红的团结。红一、红四方面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人众多,个人野心大膨胀,企图夺取和红的最高权,并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和红。中央和、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张浩、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成员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的广大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主义,争取并实现了和红的统一与团结。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全的这种统一与团结,就没有红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整个红的长征是如此,各路红的长征也是如此。正由于各路红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紧密团结,才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相继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陈云在谈到红一方面长征胜利的原因时,就说第一个原因是“红兵心团结”,并认为“红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队所不及”。
      
    和红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出现,与中央和等对于内、内斗争的正确处理是分不开的。在遵义会议上,中央及时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事问题,而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解决,这样,既纠正了错误的事指导,又团结了原来犯错误的同志。在与张国焘主义的斗争中,中央和等也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针。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不是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第三,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正确转移方向,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红的长征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对于退却的成功至关重要。红一方面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围,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窥破红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团会师的企图,并调集大等在红前进路上的时候,红如果不改变方向,就有全覆没的危险。正是由于及时地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的建议,红改变了战略方向,才避免了这场。当红到达黔北以后,本想从这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会合,但这时刘湘已沿长江布置大进行拦截,如果红不能从战争实际出发,改变战略行动方向,后果也不堪设想。由于红及时地掉转方向,迂回前进,才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再次使红避免了一次。红二、红四方面和红二十五的成功西进,也是由于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才得以实现的。
      
    红长征的胜利,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分不开的。红一、红四方面会师以后,张国焘坚持南下,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事实证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才是正确的。正因为中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继续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才有后来的三大会师,有长征的胜利。因此,红长征的胜利,也是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
      
    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除了便利于参加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掀起的新,对于团结红、鼓舞士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第四,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各路红进行了密切的战略配合。在长征过程中,到处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是难以胜利前进的。红一方面在长征之初,就是由于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呆板,行动迟缓,受到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撤换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回到事岗位,红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胜利会师。对于红这种机动的战略,国民的追剿部队也承认难于应付,认为“红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掌握了主动”,使“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红二、红四方面和红二十五的长征,也同样依靠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如王震在回忆贺龙红二、红六团向湘黔边转移时的战斗历程时说:“这一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战史上的光辉范例。”红四方面在岷洮西战役中,也由于“采取灵活多变的,经过一周艰苦鏖战,重创了敌”,取得重大胜利。
      
    各路红的战略配合,对于长征的胜利进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路红的长征虽然是分别进行的,但红七团的北上,红六团的西征,配合了红一方面长征准备工作的进行;红一方面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红十团的北上,红二、红六团的行动,都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掩护和策应了红一方面初期的转移;红二、红六团和红四方面的事出击,配合了红一方面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二十五与陕甘红的会师,为红落脚西北准备了条件;红四方面和红十五团的策应,为红一方面的胜利北上了帮助;红四方面的接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红六团在川康边的北上;红一方面的接应,又配合了红二、红四方面的北上。如果没有这些相互之间战略配合,长征的胜利就会更加困难。
      
    第五,发扬了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长征过程中,红面对的是众多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的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所动,决心为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和获得解放为止”。正是这种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使红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凶恶的敌人。
      
    现在,人们习惯地把红在长征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称为“长征精神”。对于这种长征精神,杨尚昆在纪念红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对理想和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服务的崇高思想。”他说:“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第六,实行了正确的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各族众的支持和帮助。战争不仅是队的拼,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红是的队,即使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也时时关心众的生活,宣传众,组织众,力所能及地帮助众,因此得到了沿途广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红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爱护和帮助众、众拥护和支持红的动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红一方面沿途分发有钱人的财产给穷人的情景。他说红沿途没收有钱人如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除做给养外便分配给当地的穷人,地契都烧毁了,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除了川西的一些地方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众的欢迎。红还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他们对红的政纲虽然很少有什么概念,但“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队’。这就够了”。
      
    红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都是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汉族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国民的欺骗和对红的不了解,他们往往对红怀有疑惧,有的甚至进行对抗。而红在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保护众的利益,努力争取上层民族宗教人士,所以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的信任,他们自觉地为红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协同红作战,许多人还立即参加了红。当红一方面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发誓要使红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由于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红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留下了红和彝族团结的佳话。红在经过川康边藏族地区时,也得到了藏族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把红看作“菩萨兵”,把红帮助他们建立的自治,称为“自己的”或“郎加尼玛夏”(天上出来的太阳),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来很少的食物,还有许多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当红经过豫旺堡一带回民区时,由于红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众完全相信了红,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联合,并慰劳红许多东西,“回民那种热忱,对红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红长征的胜利,与各族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浏览 496赞 76时间 2022-04-29

红军长征胜利具有那四个方面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