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与诗词的渊源关系探究

o晴天娃娃o 2021-09-19 09:41 336 次浏览 赞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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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nozjessica

    对联与诗词的渊源关系探究
    对联又称楹联、楹帖、对子,它包括名胜联、春联、喜庆联、哀挽联、修养治、建房乔迁联、行业联等。对联称副,由上下两联所组成,有着独特的形式与规范。在中国的古代韵文体裁中如骈文、诗词、铭赋,都要以对联为基础,所以过去的读书人,无不以对对子为基本功。本文试图从对偶的角度,探索对联与诗词的渊源。
    一、 对联起源于偶文。
    对偶的应用,是人类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然产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朴素的对称美学观念的影响下,无意识地创造了对称性的语言。文字产生以后,文人们将这些语言、思想记录下来,就产生了对称性的文句,即为偶文,音形义三位一体的单音节方块汉字是偶句产生的重要基础。上古时期的《吴越春秋》中载有一首《弹歌》(传为黄帝所作):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宍”,古“”字。歌辞的意思是,割断竹子,连接成弓,装上泥土,飞射禽,取食。歌辞两言一句,音节短促,节奏感很强,可能是制时所唱,也可能是用狩时所唱,非常古朴敦厚,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四个短句都是动宾结构,词性相当,虽然不是对联,但其对偶的修辞法与现在的律联是一致的。
    可以说:古典文学著作中对偶句,是对联的最初形式
    对联作为一种民族、民俗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特别强调对仗的工稳,讲究平仄协调,韵律合拍。它虽产生于唐代律诗,但它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就是对联的原始形式。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对联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使对联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的文体,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完善了自身规范,扩大了应用范围。从五代后蜀孟昶的第一副春联起,到现在已发展到有数十个门类,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成为文学之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逻辑、人文、书法、造型、建筑等诸学科,汲取多方面的知识和养料,使自己发育成为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对联与其它文体不同,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因此它没有随历史的兴衰而湮没,而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了对自已有益的素养,从单一的门类——春联,发展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在历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广下,从遍及到民间,形成我国的一种民俗,并成为我国各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诗经》对楹联形成的深远影响
    《诗经》原名为《诗》,或《诗三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其间经历了500年之久。《诗经》共有各种内容的作品305篇,分为《风》(《十五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三个部分。《风》是地方土调,《雅》是正声,《颂》是庙堂乐章,配上乐曲,可歌可舞。《诗经》是研究西周至春秋中叶期间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的第一手。本文着重探讨《诗经》的修辞手法,以见其对对联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诗经》运用赋比兴手法,来“直书其事”,用比喻进行“体物写志”,多用排比格式,铺陈有序,层次分明。《诗经》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写爱情的,如《风》里的《关睢》、《标有梅》等。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反映隶们对隶主的愤怒与反抗,隶们指责那些隶主和贵族“不稼不穑”,“不狩不”的腐朽寄生生活,隶们把这些统治者们描写成贪婪的田鼠(《魏风•硕鼠》)。这些篇章的内容是积极的,排句结构异常整齐。这种排列形式对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象《小雅•采薇》中的一节,可以看作是一副较为完善的八言对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再如《大雅•早麓》中的诗句: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诗经》中的对偶句,非常工整,词组结构和对联规范非常相似。这种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的对偶诗句,对于后起的对联形成,无疑起着启迪作用。
    三、诸子百家学说,为楹联了理论基础
    春秋末年,逐渐形成了知识分子阶层,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收罗那些具有治国韬略的志士仁人,为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服务。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涌现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学派等一系列学术体系。可以说战国时代(前48l—前221)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它进一步奠定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基础,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诸子学说,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诸子的著作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炼,文章中有大量的对偶排句,如《礼记•表记》:“信,辞巧。”《左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哀于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相传是孔子再传公孙尼子所著,是一部以音乐为题的专门论著,文中贯穿孔子的“声音之道”的哲理,有些篇幅,通篇以长短排句,论证“音乐”与“”的关系,如将其中的对偶句略加调正。就是一副极富哲理的对联。如: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论语》是采用春秋末年的材料,由战国初的文人编集起来的。其中记录了孔子和他的言行,并以此作为宣扬孔子哲学思想的教条,如“已所不,勿施于人”(《颜渊》)。“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雍也》)。《论语》中的大量对偶句,便于背诵,从而达到宣传儒家思想的目的。《孟子》中也有不少对仗比较工整的句子,如:“疱有肥,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梁惠王上》)和“争地以战,人盈野;争城以战,人盈城”(《离娄上》)。这些对偶句就可看作是对联的早期形式。
    四、《道德经》为对联的产生了哲学理论和文体基础。
    对联是古今中外唯一充满对立统一辨证思想的文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有的对称、对应、对等、对比、对衬、对立、对照、相对等集大成者,是辨证思想完美的结晶,其源渊主要就是《道德经》。《逍德经》中揭示出很多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有无、难易、高下、前后、重轻、长短、雄雌、白黑、强弱、兴废、荣辱、祸福、攻守、胜败、进退、美丑、真假、生、巧拙、男女、晴雨、得失等等都是客观或主观中的对立统一体,它们既相互对立,有时却又相互转化。
    《道德经》总共八十一章,几乎章章都有对偶句式,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些对偶句式的魅力。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以观其眇;常有,以观其徼。”这些都是工整的对偶句式。对偶句式是对联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对联原始的雏形。由此可见,《道德经》的对偶句式,对于对联的形成与发展的巨大影响。
    《道德经》第二章中写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其中“音声相和”,既是讲音韵方面对立统一的辨证思想。同时,也是讲语句甚至字词的音韵和谐。在《道德经》中,语句的音韵和谐,非常突出。如:第三章中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四章中的“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二十二章中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等,在还没有讲究平仄的当时,音韵的和谐能做到如此美妙,这也为对联的音韵和谐,讲究平仄相对、平仄交替等,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五、《离》中的对句,为楹联的形成了丰富的养分
    楚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离》为代表。明朝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楚辞》实为《诗》之变体。其辞稍变诗体,而以“兮”字为读。楚辞的特色,在于其体迂回断续,内涵讽喻哀伤,其格调深远而优柔,极富想象力,更兼有不拘一格的浪漫主义气息,它和我国北方文化的代表——《诗经》的修辞手法不同,不单单是铺张比喻,而是通过比喻,产生一种淡泊幽远,情真意切,有时还伴有忧郁和哀怨的特定境界。
    《离》是辞赋之祖,为楚国屈原所著,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由于这种“”体在当时较之其他文体,更具有可读性,体裁和内容都比较活泼,后人多仿效之,同时对后起“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形式上的特点,又为后代对联的形成,了丰富的养分。如:《离》: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这些章句已经有了比较朴素的对仗形式,可以算是楹联的最初形式(雏形)。我们从探求楹联学形成的历史渊源来学习、研究这些章句,还是很有教益的。
    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句子,如:《涉江》:
    燕雀鸟鹊,巢堂增兮;
    露申辛夷,林薄兮。
    又如《哀郢》:
    增愠怆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万。
    又如《九歌》: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六、汉魏晋南北朝赋和骈文的修辞,为对联了典范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最昌盛的时期,出现了象迁、相如、贾谊等一批才华卓绝的文学家,他们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营养,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汉赋。
    汉赋的作者从追求文彩出发,在语言上讲究对称美。因此,汉朝的大赋小赋中整齐对称的句式较多。如:
    山气巃嵷兮石嵯峨,
    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淮南小山《招隐士》
    置酒乎颢天之台,
    张乐乎胶葛之寓。 ——相如《上林赋》
    其音巨,则周流汜滥,并吐包含,若慈父之蓄子也;
    其声妙,则清静厌瘗,顾叙异达,若孝子之事父也。
    ——王褒《洞箫赋》
    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 ——班彪《北征赋》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 ——班固《两都赋》
    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张衡《归田赋》
    这些对仗较工整的句子,较之单行散句有着独特的美感形态,对后世对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一种新文体——骈文。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如: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
    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曹植《与杨德祖书》
    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
    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 ——桓范《为君难》
    资高明之资,而不免卑浊之累;
    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 ——陆机《吊魏武帝文》
    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
    径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郭璞《省刑疏》
    以焦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近才之所以踬阂也;
    以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契,秦人之所以断筋也。
    ——葛洪《抱朴子》
    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常常整段整篇均以对句组成,只间或插以部分散句。
    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则全篇几乎皆为骈对之句: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箫入琴,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
    骈文中这些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对句,无疑成为后世作对联的一种典范。而通篇几乎全用对仗句式的文章,则更是对长联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六、盛唐文化为对联产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古代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唐代已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历史上称为盛唐文化。唐代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最为繁盛的时期,出现了大批著名文学家及传世佳作。 
    唐代少年才子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名闻遐迩的一篇“奇文”,此文几乎大部分是对仗,或为四、六骈文形式,读起来有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美感。文中不少章句都被移植成对联,有的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句: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坐。
    这两副集句联,可以称得上是佳联。显然,王勃在谋篇构思时,是十分讲究文章的对仗的。 “物华”对“人杰”, “天宝”对“地灵”。下文亦然,“十旬”对“千里”,“胜友”对“高朋”,真是对得天衣无缝。再读王勃《滕王阁序》的其他章节,如: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
    这是唐人所写的最完美的骈文之一。其中的诸多对偶佳句,是极有价值的对联。
    再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文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封建时代直至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家庭,就常以这两句作为春联贴在门上,以表示自己门第的高尚。
    又如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韩愈《原道》中的“……治其国者,夫齐其家;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等等,都是对仗工丽的名句,亦是对联的典范。
    据《对联杂志》一九八六年二卷二号吴直雄同志对对联起源的论述,认为对联产生在唐代或唐以前。他以唐人酒令为例,如:
    马援以马革裹尸,而后已;
    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鉏麂触槐,作木边之鬼;
    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这两则唐人酒令的修辞手法,都是很高深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对联,它对仗、平仄,韵律标准,都是完美的。像这样富有哲理的趣对,没有深厚的文学基础,是无法写出的。根据现有的大量对联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对联是从唐诗派生出来的,为数众多的集句联,是从唐诗对偶句中遴选出来的,事实上唐诗与对联是“一体”两用,即整篇(首)称“诗”,摘出对偶句来单独使用称“联”,集诗句联,是文人雅士用作社会文化交往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在唐代对联被称为楹帖或对句。其实,早在魏晋期间,文人之间交往,以接续作诗或联句为雅兴,对对子算是一种高雅的“清谈”,这促使文人勤于对句。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明确地提倡音韵的协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这为对联声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南朝齐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对语言对偶中涉及的词义方面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都做了理论上的解说和例述。南朝另一位文学家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很好地解决了对联的对仗、声韵等理论问题,这就为对联走向成熟了理论支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联的格律逐渐形成,对联作品的质量也得到提高和完善。
    楹联的形成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而逐步完善的,先期“寄生”在各种古代典籍中的联语(对偶句)是不完全符合对联规则的,它们只是字数相等,内容一致,但对仗、用字、押韵,都还是“低阶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偶文逐渐发展为民谣、谚语、对联、骈文等形式。可以说,偶文是产生对联的直接母体,自唐以后,盛行律诗,其对语句工整的严格要求,更加促进了对联形式的完善与规范。
    综上可见,对联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文献中,就已经形成,但在当时尚未健全自身的规范和体系前,还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一般说来,对联是唐代才完善了自身的规则,健全了自身的体系。对联一人广泛应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五代后蜀主孟昶,用联语取代了桃符,成为我国一种民俗,就在园囿、庶民百姓家的门边、楹柱上开来了。这种文学样式,具有短小精悍,易听易记的独特艺术效果,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学形式,又是依赖于“书法”来表现的,故而又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一千余年来,无论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士农工商、渔樵力夫,都喜闻乐道。

    浏览 451赞 99时间 2022-01-21

对联与诗词的渊源关系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