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讽刺艺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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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猪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部信封唬人、范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1]

  浏览 235赞 97时间 2024-03-29
• 選擇淡定

  1.《围城》 对官场、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是《围城》由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书局在“”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到“棒”，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 在意识形态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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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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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sh.blog.hexun.com/2121327_d.html

  浏览 394赞 98时间 2024-02-17
• 凭海而居

  应该是没什么讽刺的目的吧,作者只不过是用讽刺的手法,写了自己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而已,仅此而已

  浏览 364赞 80时间 2022-01-31
• 楞大个肚兜

  一句话!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内涵深奥!

  浏览 270赞 88时间 202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