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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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轮小丸子

  中国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端于殷周时期的古代思想，历经3000多年（公元前21世纪～1840年）。在理论上几乎涉及到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形成了形式不一、性质不同的各种学派。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最深远，发展最充分、最完备。从战争到共和国成立期间，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主义，虽然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见西方思想），但始终未能摆脱传统封建思想的，而建立起自己的、完备的近代道德理论体系。唯有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优秀的道德遗产，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形成了中国的新型的观。
  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
  先秦时期
  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的先秦时期,是隶主阶级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产生并取代隶主阶级思想的时期。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隶制社会。商代已有了一些初具色彩的概念和命题。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隶主贵族，提出了反映宗法等级关系的“孝”、“字”（爱）、“友”、“恭”、“信”、“惠”等一系列道德规范，主张“敬德保民”，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他们的道德观主要为天命观所支配。
  春秋至战国，社会由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对道德本源、道德准则、道德评价、道德作用、道德修养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儒家思想由孔子奠基，经孟子、荀子等人的阐发，最终确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宗法道德规范体系。儒家强调道德义务，轻视实际功利，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孟子和荀子还在孔子的人性论的基础上，分别肯定人具有先天的善性或恶性，从而论证人类善、恶产生的根源，并指出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不同途径。儒家的思想适应于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需要，基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墨子所创立的墨家思想，则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小生产阶层的利益。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爱有差等”，强调实际功利，主张道德评价应合志功（见志与功）而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反对世俗的道德规范和善恶标准，提倡一种“无知无”的“素朴”的“至德”境界，主张保全自身，乃至弃世脱俗，追求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以韩非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政治需要，主张法治,轻视德治,主张人性“自为”，否定道德和道德的社会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继续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产生。
  先秦思想家们所探讨的问题以及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认识并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区分了“天道”与“人道”，认识到在人之道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郑国的子产说：“德，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国大夫伯宗认为：“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左传·宣公十五年》)。儒家则把道德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墨家也强调“天下莫贵于义”，主张用道德说教的方法匡时救民。
  ②从不同方面寻找道德的来源。春秋时期的多数思想家仍然相信道德起源于天命。但也有人认为，善恶同智愚、美丑一样，决定于地和水。特别是有人看到了道德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晋国的韩献子说：“国饶，骄佚”（《左传·成公六年》），申叔时认为“民生厚而德正”。管仲则明确肯定了社会经济水平对道德的制约作用。
  战国时期，对道德本源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道家将其所提出的自然无为的“道”,看作是道德的根源,否定道德决定于天命的看法。儒家的孟子认为，道德来自于人的本性，而人性本身是善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为了改变恶的本性而产生了道德。这两种观点看起来相反，其实都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道德的本源。孟子承认恶是后天沾染的，荀子则认为善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分别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客观环境对道德的影响。
  ③注重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提炼。在先秦思想中，已孕育着汉代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忠、孝、仁、爱、信、义等道德规范。但不同的思想派别和思想家，对这些规范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强调孝亲,竭力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法制度;进步思想家们则比较重视“忠”,要求人们忠于新兴的地主阶级的。
  ④开始了义利之辩的探讨。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谴责那些顾利不顾义的行为，但是他们并不讳言利，只是主张重义轻利，晏婴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年》）。对待人，他们既不主张纵,也不主张禁,而是要求统治者“与众同”。但也有一些思想家主张重利轻义，甚至主张为利弃义。一般说来,儒家重义,墨家重利，并把“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法家讲利而不讲义，道家既否定利又否定义。
  ⑤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在先秦时期，突出地表现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孟子和荀子从不同角度加以发展,并使之系统化。孟子强调向内用功夫,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恢复、保持和扩充先天的善性；荀子提倡“注错习俗”，强调后天的“积靡”，最后达到“化性起伪”；《》一书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原则，综合了孟荀的方法。儒家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其目的在于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圣贤”，即树立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榜样和维护者。
  先秦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高峰，它不仅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对当时和汉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
  从公元前 221～1840年，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演变、发展、日益系统化并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
  秦王朝灭亡之后,汉代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统治需要,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高度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适应这种形势，董仲舒用神学目的论改造了先秦儒家学说，建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形式的思想体系（见秦汉思想）。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正宗。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曾遭到迁、王充等人的批判和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打击。在魏晋时期代之而起的是适应封建门阀士族统治需要的玄学思想(见魏晋思想)。玄学思想源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其代表人物王弼和郭象企图挽救名教的,援道入儒,给儒家思想以玄学的论证。王弼主张“名教”本于“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但是，“以无为本”的理论终究不能成为封建阶级道德的最理想的理论形式。相反，随着玄学的演变，日益露出它对儒家思想和名教纲常的危害。嵇康、阮籍等“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class=link>裴的《崇有论》，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批判了贵无的思想。在玄学盛行的同时，佛教也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提倡而开始流行起来，到隋唐逐渐形成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但是，佛教中思想的根本宗旨偏重于“出世”而不是“入世”，因而不断遭到儒家的抨击。唐代思想家韩愈举起“反佛”的旗帜，提出“道统说”，大力维护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唐代中叶以后，出现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的趋势，宋明理学及其理学思想的产生，正是这一趋势的历史归宿。
  宋明理学
  自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转入衰微，社会基本日趋激化,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秩序,不得不加强君主。与此相适应，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理学(也称道学)。理学的主体内容是它的思想。理学思想继承孔、孟传统，吸取改造了佛、道的某些思想成果,进一步把道德观与世界观、认识论融为一体,丰富了儒家思想的思辨形式，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理学思想分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程朱思想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仁”、“义”、“礼”、“智” 抽象为宇宙的“客观”本体，即“天理”，反过来又把“天理”作为封建道德的本源；用所谓“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论证人之所以有善、恶的根源；主张通过“居敬穷理”、“学问思辨”的修养工夫，达到“复尽天理，革尽人”的理想境界。由于程朱理学过分强调格物致知和穷理，使封建纲常的内容显得繁杂支离。于是，又出现了提倡“简易”功夫的“先立乎其大”的陆王思想。它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心外无理”。“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道德本体。“心”即“天理”,也就是“良知”。它自有直觉“是非正邪”的本能，“不假外求”。道德修养就是“致良知”。这样,只须通过内心“省察克治”的工夫，做到“知行合一”，就能“存天理，去人”。程朱和陆王两派的思想在理论上虽各具特色，但本质上都是把封建道德绝对化。在理学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以陈亮、'" class=link>叶为代表的“功利之学”，强调“功利”与“道义”的统一，肯定人们的物质生活，给理学思想的义利观和理观以有力批判。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逐渐形成，阶级和也十分尖锐。这种状况反映在思想上，一方面，理学思想的流弊充分露，丧失了向前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先后出现了以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代表的具有一定启蒙意义的思想。他们的哲学基础虽不尽一致，思想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在人性论、理观、道德修养论等方面，都与理学思想相对立,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展现了中国思想的别开生面的一页。这一时期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都把“饮食男女”的自然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李贽提出“人必有私”；戴震认为“有血气,则有心知”,把人的自然作为道德的基础。在他们看来，理存于，“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之外”,以此否定“存天理，去人”的禁主义。戴震还对理学的“天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后儒以理人”甚于“酷吏以法人”，尖锐地揭露了理学思想的反动作用。从而，把对理学思想的批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由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趋于稳定和统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一度转入沉寂，到了近代才得以复苏，并为资产阶级思想所继承和发展。
  近代时期
  战争后，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中国思想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早期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开始揭露和批判封建道德，他们主张变易“风气”,改造“人心”,反对宋明理学的禁主义。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 class=link>洪仁提出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具有某些主义色彩的农民阶级的思想，并通过推翻清王朝的实践,对封建名教纲常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生作了准备。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以及民族危亡的加深，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思想,利用并改造了中国古代思想。他们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批判封建名教纲常，主张“人生而有”,用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反对宋明理学的禁主义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与封建主义及其思想彻底决裂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家比改良主义者进了一步，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具有爱国主义和主义的性质。孙中山十分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并力图改造中国的传统道德,赋予它们以主义的内容,使之为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服务。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主义的思想未能摆脱封建主义的而建立起新的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实现对封建思想的变革。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主义向新主义的转折，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孔家店”的口号下，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遭到文化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主义先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道德现象，指导对“孔子主义”的批判。从此，马克思主义学逐渐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遗产，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的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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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东瓜酱

  摘要：纵观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经历了3个10年，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第1个10年是初步发展期(1978年～1988年)，第2个10年是深入发展期(1989年～1998年)；第3个10年是趋向成熟期(1999年～2008年)。
  　　在景颇族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一直为人们所尊崇。图为重阳节期间，参加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老年人运动会的景颇族老人。图片
  
  　　改革开放为中国学术研究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促使了各学科快速发展。民族学作为横跨民族学与学的新兴边缘学科，以研究民族道德为己任，在短短30年中大体经历了起步、发展和趋向成熟3个时期，并在宏观的学科等理论研究和各民族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与总结30年来民族学所取得的成就，展望其发展趋势，有助于民族学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学发展历程
  
  　　纵观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经历了3个10年，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第1个10年是初步发展期(1978年～1988年)，第2个10年是深入发展期(1989年～1998年)；第3个10年是趋向成熟期(1999年～2008年)。
  
  　　民族学的初步发展期
  
  　　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人们过去为民族学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但并没有把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没有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研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各学科研究开始恢复。民族学这门跨界于民族学和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萌生出来的。
  
  　　民族学，又称民族道德学、民族道德科学或民族科学。与民族道德有关的所有方面都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道德的内在客观规律与普遍法则，了解各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加强各民族之间的道德交流，不断丰富和充实民族道德内涵，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道德传统文化，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道德文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各民族道德中，汉族道德是主体。在这一时期，汉族道德研究得到初步恢复与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陆续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影响并推进了其他民族道德的研究。在一些民族学研究的核心期刊及各民族地区创办的民族研究类上，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大批研究各民族思想的专题论文，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思想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探讨中国少数民族道德及其发生作用的社会机制，深化了少数民族道德的研究。
  
  　　在学术组织方面，1987年4月，中国西部学会首届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四川、陕西两省发起组织的。与会学者根据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道德传统文化遗产异常丰富的情况，提出了应重视从民族学和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西部学会的积极支持，并成为该学会长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988年8月，在贵阳召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二次学讨论会，学者们对民族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贵州省学研究会也在会上正式成立。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及西部各地方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学术交流的开展了组织保证。
  
  　　民族学的深入发展期
  
  　　这一时期，除了汉族道德研究稳步发展外，民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少数民族思想研究同样有不菲的成绩。1989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三次学讨论会，并成立了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于1991年1月在昆明举行，学会成员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道德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道德史》和《民族学引论》等专著。1993年10月，四川省学会承办的中国西部地区第四次学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以少数民族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关学术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民族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思想的研究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和保证，这是民族学在此阶段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
  
  　　在学术研究方面，《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学报》等民族学研究的核心期刊及各民族地区创办的民族研究类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民族学研究的文章；《民族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道德研究》、《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等专著陆续出版发行；《学大辞典》、《中国大辞典》、《中国学百科全书》中收录的少数民族辞条达上百条。1992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民族施正一教授主编的《广义民族学》，该书把“民族学”（或称“民族学”）作为广义民族学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单列为一编。吉林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学百科全书·应用学卷》将“民族学”单列，收录辞条20条，这标志着民族学作为民族学、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一门分支学科(或边缘、交叉学科)已经开辟出来、建立起来了。此后，从宏观总体上探讨少数民族学结构体系的《民族学》，具体研究各民族思想的《藏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回族传统道德概论》、《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等著作陆续问世，这无疑是对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民族学趋向成熟期
  
  　　这一时期，民族学的发展步入了趋向成熟期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上趋于成熟。我国学界有意识地开展民族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起步虽晚，但成绩斐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民族学原理和结构体系日趋完善并富有时代气息，为普通学原理研究增添了新的养料。
  
  　　第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涌现。随着对民族学研究的深入及普通学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民族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少数民族经济学、生态学、科学技术学、宗教学和教育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学、生态学、科学技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使民族迎来了一个应用学大放光华的时代。
  
  　　第三，民族性与普遍性兼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本质上是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有机结合，是民族性与全球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少数民族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民族道德思想的宝贵遗产，更是世界道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挖掘、保护、发展并保持其民族特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日趋频繁，中国的民族学有一个走向世界和被世界了解认识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丰富发展自身的问题，这种交流和沟通必将促使跨民族的学和跨文化的民族学产生。中国的民族学在理论旨趣、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等方面亦将大大深化全球化的品质和内容，使全球化成为包含着多民族特质和多样化文化的普遍发展运动。
  
  　　民族学主要研究成果
  
  　　我国民族学主要研究成果，从内容上可区分为宏观总体的理论研究和微观具体的各民族思想研究两个方面。
  
  　　宏观的理论研究
  
  　　民族学诞生至今，学者们为构建民族学科学、合理的体系孜孜不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学科界定方面，学者们认为，民族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民族学是民族学和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介于民族学和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是研究民族道德的学科，具有多元化结构的特点。它综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道德的各种问题。学者们强调，中国民族学应把少数民族思想作为研究重点，这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应具备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认为，民族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积累和搜集的基础工作，从宏观和微观研究入手，纵向和横向相结合，吸收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要注意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运用。
  
  　　在学科建设方面，成立了有关的学术组织，为民族学研究和组织保证，并推出了有关专著、学术论文等。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民族学学科建设也在有序地进行，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学术队伍正在形成。
  
  　　各民族思想研究
  
  　　少数民族道德是民族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自身相对的性质与特点。近年来，学者们在少数民族思想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藏族、族、回族等民族思想的研究尤其突出。
  
  　　藏族是一个富有浓厚道德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藏族传统道德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如1993年出版的谢启晃、李双剑、丹珠昂奔等主编的《藏族传统文化辞典》、2003年出版的刘俊哲等著《藏族道德》等。
  
  　　族传统思想是族历史上各种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总称，在族的历史典籍、史著、史诗及格言、谚语、礼仪礼节等诸多方面均有反映，千百年来在族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起着规范与准则的作用。郝宜今著《＜秘史＞的政治思想》、《再论<秘史>的社会思想》等论文对《秘史》的社会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与论证，熊坤新、曹冬、张勇著《族思想概述》则对族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回族思想是回族文化和回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1998年出版的马绍周、隋玉梅著《回族传统道德概论》对回族道德进行了挖掘、整理，较为准确、深刻地分析了回族传统道德的形成发展与特点等，反映了回族传统道德丰富的内涵。
  
  　　此外，1999年出版的杨国才著《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对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传统道德的特征、白族社会公德等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传统道德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白族地区当前的道德建设进行了探讨。2008年出版的熊坤新、李建编著的《新疆诸民族思想研究》，对新疆13个世居民族的思想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并对民族学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这些著述从不同层面推进和深化了民族学研究，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思想的概貌。
  
  　　民族学研究展望
  
  　　相对于中国民族学和学发展的总体状况而言，民族学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与前者存在着明显差距，这也正是加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展望未来，民族学研究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不断完善学科体系，丰富学科内容。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既包括国内各民族，也包括国外各民族，包含的内容丰富，需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目前，民族学研究存在着重汉文化系统的思想研究，轻少数民族及国外民族传统思想研究的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了既带有人类生活共性又具有各自特点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思想。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赋予了各民族道德鲜明的时代特色。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民族与世界的交融，必将拓展研究范围，丰富民族学学科体系与内容。
  
  　　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导，是学原理体系和传统道德体系的简单移植。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学应在描述的基础上，加强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使研究成果具备应用性、时代性与前沿性的特点，从而建立一种借助描述学和分析学来提升研究层次、拓展研究内容的新的规范学。
  
  　　培养一支高水准、专业素质过硬的学科队伍，实现民族学稳步、长远发展。人才是学科形成、发展、体系化的支柱，对于民族学这门新兴学科更是如此。相信在一批中老年学者的带动下，通过扩大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方式，必将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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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生京三郎

  摘要：纵观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经历了3个10年，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第1个10年是初步发展期(1978年～1988年)，第2个10年是深入发展期(1989年～1998年)；第3个10年是趋向成熟期(1999年～2008年)。
  　　在景颇族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一直为人们所尊崇。图为重阳节期间，参加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老年人运动会的景颇族老人。图片
  
  　　改革开放为中国学术研究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促使了各学科快速发展。民族学作为横跨民族学与学的新兴边缘学科，以研究民族道德为己任，在短短30年中大体经历了起步、发展和趋向成熟3个时期，并在宏观的学科等理论研究和各民族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与总结30年来民族学所取得的成就，展望其发展趋势，有助于民族学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学发展历程
  
  　　纵观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经历了3个10年，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第1个10年是初步发展期(1978年～1988年)，第2个10年是深入发展期(1989年～1998年)；第3个10年是趋向成熟期(1999年～2008年)。
  
  　　民族学的初步发展期
  
  　　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人们过去为民族学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但并没有把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没有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研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各学科研究开始恢复。民族学这门跨界于民族学和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萌生出来的。
  
  　　民族学，又称民族道德学、民族道德科学或民族科学。与民族道德有关的所有方面都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道德的内在客观规律与普遍法则，了解各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加强各民族之间的道德交流，不断丰富和充实民族道德内涵，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道德传统文化，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道德文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各民族道德中，汉族道德是主体。在这一时期，汉族道德研究得到初步恢复与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陆续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影响并推进了其他民族道德的研究。在一些民族学研究的核心期刊及各民族地区创办的民族研究类上，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大批研究各民族思想的专题论文，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思想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探讨中国少数民族道德及其发生作用的社会机制，深化了少数民族道德的研究。
  
  　　在学术组织方面，1987年4月，中国西部学会首届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四川、陕西两省发起组织的。与会学者根据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道德传统文化遗产异常丰富的情况，提出了应重视从民族学和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西部学会的积极支持，并成为该学会长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988年8月，在贵阳召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二次学讨论会，学者们对民族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贵州省学研究会也在会上正式成立。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及西部各地方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学术交流的开展了组织保证。
  
  　　民族学的深入发展期
  
  　　这一时期，除了汉族道德研究稳步发展外，民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少数民族思想研究同样有不菲的成绩。1989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三次学讨论会，并成立了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于1991年1月在昆明举行，学会成员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道德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道德史》和《民族学引论》等专著。1993年10月，四川省学会承办的中国西部地区第四次学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以少数民族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关学术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民族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思想的研究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和保证，这是民族学在此阶段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
  
  　　在学术研究方面，《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学报》等民族学研究的核心期刊及各民族地区创办的民族研究类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民族学研究的文章；《民族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道德研究》、《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道德概览》等专著陆续出版发行；《学大辞典》、《中国大辞典》、《中国学百科全书》中收录的少数民族辞条达上百条。1992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民族施正一教授主编的《广义民族学》，该书把“民族学”（或称“民族学”）作为广义民族学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单列为一编。吉林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学百科全书·应用学卷》将“民族学”单列，收录辞条20条，这标志着民族学作为民族学、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一门分支学科(或边缘、交叉学科)已经开辟出来、建立起来了。此后，从宏观总体上探讨少数民族学结构体系的《民族学》，具体研究各民族思想的《藏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回族传统道德概论》、《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等著作陆续问世，这无疑是对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民族学趋向成熟期
  
  　　这一时期，民族学的发展步入了趋向成熟期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上趋于成熟。我国学界有意识地开展民族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起步虽晚，但成绩斐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民族学原理和结构体系日趋完善并富有时代气息，为普通学原理研究增添了新的养料。
  
  　　第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涌现。随着对民族学研究的深入及普通学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民族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少数民族经济学、生态学、科学技术学、宗教学和教育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学、生态学、科学技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使民族迎来了一个应用学大放光华的时代。
  
  　　第三，民族性与普遍性兼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本质上是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有机结合，是民族性与全球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少数民族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民族道德思想的宝贵遗产，更是世界道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挖掘、保护、发展并保持其民族特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日趋频繁，中国的民族学有一个走向世界和被世界了解认识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丰富发展自身的问题，这种交流和沟通必将促使跨民族的学和跨文化的民族学产生。中国的民族学在理论旨趣、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等方面亦将大大深化全球化的品质和内容，使全球化成为包含着多民族特质和多样化文化的普遍发展运动。
  
  　　民族学主要研究成果
  
  　　我国民族学主要研究成果，从内容上可区分为宏观总体的理论研究和微观具体的各民族思想研究两个方面。
  
  　　宏观的理论研究
  
  　　民族学诞生至今，学者们为构建民族学科学、合理的体系孜孜不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学科界定方面，学者们认为，民族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民族学是民族学和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介于民族学和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是研究民族道德的学科，具有多元化结构的特点。它综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道德的各种问题。学者们强调，中国民族学应把少数民族思想作为研究重点，这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应具备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认为，民族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积累和搜集的基础工作，从宏观和微观研究入手，纵向和横向相结合，吸收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要注意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运用。
  
  　　在学科建设方面，成立了有关的学术组织，为民族学研究和组织保证，并推出了有关专著、学术论文等。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民族学学科建设也在有序地进行，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学术队伍正在形成。
  
  　　各民族思想研究
  
  　　少数民族道德是民族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自身相对的性质与特点。近年来，学者们在少数民族思想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藏族、族、回族等民族思想的研究尤其突出。
  
  　　藏族是一个富有浓厚道德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藏族传统道德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如1993年出版的谢启晃、李双剑、丹珠昂奔等主编的《藏族传统文化辞典》、2003年出版的刘俊哲等著《藏族道德》等。
  
  　　族传统思想是族历史上各种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总称，在族的历史典籍、史著、史诗及格言、谚语、礼仪礼节等诸多方面均有反映，千百年来在族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起着规范与准则的作用。郝宜今著《＜秘史＞的政治思想》、《再论<秘史>的社会思想》等论文对《秘史》的社会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与论证，熊坤新、曹冬、张勇著《族思想概述》则对族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回族思想是回族文化和回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1998年出版的马绍周、隋玉梅著《回族传统道德概论》对回族道德进行了挖掘、整理，较为准确、深刻地分析了回族传统道德的形成发展与特点等，反映了回族传统道德丰富的内涵。
  
  　　此外，1999年出版的杨国才著《白族传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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