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几版哪个出版社的辞海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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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未姐姐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是今日中国人最常用的工具书，具有非常的权威性。对于人们的质疑问难，所起作用可谓大矣。《辞海》始编于初年，历二十一年（1936年）方出初版。一九五七年，采纳旧《辞海》主编舒心城的建议，指示重新修订旧版《辞海》。一九六二年，出版了《辞海·实行本》十六分册；再作修订后，由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开始后，修订工作限于停顿。“”结束后，修订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于一九七九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海》三卷本，在全国各地公开发行，一九八零年又印行了该版的缩印本，一九八三年出版了《辞海·增订本》。一九八四年，编委会开始对《辞海》进行了又一次修订，并于一九年出版了新修订的《辞海》三卷本。《辞海》是工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工具书。而工具在政治上是中性的。镰，斧头，铁锤，，木棍，长矛，本身没有阶级性，在那一种人手里，都可起工具的作用。作为工具书的辞书，也应给做到客观、公允，在评介人物时，尽可能地让事实本身来说话。《辞海》对“工具书”的解释是：“读者检索查考有关知识、和事实，按一定编排次序加以汇编的书籍。”“知识、或事实”，都具有客观性。工具书只有让读者检索查考到准确可信的“知识、或事实”时，才算真正进到了“工具”的职责，才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工具书与宣传品应有严格的区别。他是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在发言，而倘若的“知识、或事实”所有不准确不可信之处，那就对读者是很严重的误导，其不良影响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不过，编纂辞书，毕竟与镰、等工具不是一回事。它很难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摆脱编纂知识的主流政治观念的左右。《辞海》一九七九年版前言中说到：“1971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把继续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出版计划。1972年起，再次着手修订，并按学科分类先出分册，以供急需。然后在各分册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合订本，公开发行。但在修订过程中‘四人帮’横加干扰和破坏，妄图使《辞海》为他们篡夺权的阴谋服务。”“四人帮”采用了那些具体的手段以影响《辞海》的修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见，他们无非是要把自己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贯彻到修订过程中。例如，在评介中国历史人物时，按照儒法两家来分类。对所谓儒家人物，在介绍的简略的同时，大加贬损；对所谓法家人物，在介绍的详细的同时，则大加赞颂。目的，无非是影射现实的政治斗争。辞书的编纂，基本问题也就是辞目的取舍、释文的详略和怎样评价等几个方面。“四人帮”要在《辞海》上做文章，也只能从这几个方面打主意。他们之所以对《辞海》感兴趣，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辞海》作为工具书所具有的权威性。他们要让《辞海》的工具性能发生变异，也即便成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权威工具”，就像把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变成人的凶器一样。可见，对辞书的工具性，“四人帮”这类怀有政治野心的人，有着另一种理解。我手头有一本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辞海》缩印本，版权页上说明“系《辞海》（1989年版）大16开新缩印本，对第一版在少量文字上作了修订”。在查阅这部《辞海》，或者说，使用这件工具的过程中，我不时有所感慨，也弄清了一些本该在“凡例”终于以说明但却未作说明的编纂原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时，在一九八四年开始的对一九七九年版《辞海》的修订过程中，当时的主流政治观念、是非标准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少地方，已明显与今天人们达成的共识不相吻合。作为读者，我感到，一九年版《辞海》已明显落后于时代了。按照国际惯例，大型辞书每十年应修订一次。也真巧，文章写到这里时，在《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2日）上读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人员朱志凌纪念该社建设四十周年的《在〈辞海〉的旗帜下……》一文，其中说：“1999年版全彩印的《辞海》，将是我们对新世纪的献礼。……让《辞海》始终代表科学文化水平，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成为世界工具书出版的专业大社，将是我们精诚所至。”即将出版的一九九九年版《辞海》，应该对一九年版有所修订。在新《辞海》即将问世之际，我写出对“代表科学文化水平”十年之久的一九九八年版《辞海》的一点“用后感”。正如朱志凌文中说的：“一部《辞海》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历史的缩影。”将来的人们，或许仅就《辞海》出版史，便可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大书。而我这篇小文，也可算作是对一个曾影响中国的科学文化十年之久的版本的一点意见。但愿这篇文章，对新修订的《辞海》，没有针对性。先说插图。不知按国际惯例，辞书的插图有哪些功能。《辞书》对“插图”功能的解释是：“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欣赏的作用。”“艺术欣赏的作用”主要指文艺书刊的插图，工具书中的插图，就是为了对释文起补充说明的作用，以便读者在通过阅读释文了解某人某事之外，再通过图画对某人某事有感性的把握。插图有时是很重要的，例如在解释某种国旗时，千言万语不如一幅图画更能让人明白这国旗是什么模样。辞书中的插图不应具有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同时，是否配插图，也与某人某事本身的重要性并无必然的联系。有些词目，也许本身并不很重要，但必须有图才能让读者明白时，也应该配图。但一九年版《辞海》中的插图，在涉及到社会人文方面的词目时，却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哪些词目该配图，配何种规格（大小）的土，都颇有政治上的讲究，都意味着一种评价，与词目本身是否需要配图，也并无必然联系。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令我对《辞海》中的插图发生兴趣的。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到一九年版新缩印本（以下均指这种版本）的第七十八页，发现整整一页都是一幅“中国工农红长征图”，不免楞了一下。《辞海》包罗万象，涵盖古今中外。那么，究竟有多少享有这种以一整页的插图来“补充说明”的资格呢？我遍查全书，发现整页的插图，也就独此一幅。这也就意味着，这部辞海向读者传授这样的“知识”：“中国工农红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如果把《辞海》中的插图按所占篇幅概略地分为特大型、大型、较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几种规格，那占整页的“中国工农红长征图”便是唯一的特大型。属于大型插图的，则有“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要图”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要图”等不多的几幅，约占一页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在为数也不多的几幅较大型的插图中，则有“中国工农红四渡赤水图”（也属长征图），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苏家埠战役示意图”，约占一页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丝绸之路主要路线图”只能算中型图，约占一页的十几分之一。至于“长城图”、“横贯欧亚地震带”示意图，属小型图，约占一页的几十分之一。“禹贡九州图”，说明“板块构造说”的“世界板块分布图”，则属微型图，还占不到一页的五十分之一。在研究了《辞海》社会人文方面插图（包括人物头像）后，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是否配图，是按照政治上的“是”与“非”，“好”与“坏”来决定的。社会人文方面所有配图的词目，都是编纂时的主流政治标准所认定的“好人好事”，而按其时的主流政治标准属不那么“好”或属“坏人坏事”的，则无论如何著名，如何重要，在历史上如何有影响，都不配图。这样，马恩列斯、毛刘周朱，自然配有头像，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蒋介石、汪精卫、林彪等则不配头像；洪秀全配有头像，曾国藩则不配头像。在涉及到现当代人物时，凡属中国方面的，则多配图。例如，从早期开始的人，稍稍知名些的，只要不曾被认为“变节”、“叛变”，都配有头像；而的创始人，无论在中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有极重要地位的陈独秀，却不配头像。按我一个外行人的理解，作为工具书，以是否配图来现实政治上的褒贬，实无必要。工具书是介绍“知识、或事实”的。如果说读者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斯大林、，那也同样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希特勒、蒋介石。由于是否配图是坚持政治标准，有时就显得很滑稽。例如，“陕甘宁边币”、“苏维埃银行兑换券”，都不但立有一个词目，而且配有插图，有“袁头”（俗称“袁大头”）则不配图，尽管“袁头”词目中也有“流通很广”的介绍。就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说，前两种与“袁头”不可同日而语。但“袁头”在政治上显然黯然失色，因此也不配让读者知道是何种面目。在词目的取舍和祥略上，《辞海》遵循的也是政治标准。近代以来，在国际方面，重“无产阶级”而轻“资产阶级”，属“无产阶级”方面的人和事，不但稍稍重要一点的都立有词目，也介绍的较为详细；属于“资产阶级”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的人和事，也不立词目。例如，在“国际歌”词目下，配有恋歌磁带乐谱的插图（配有连词带谱插图的歌曲，还有“共和国国歌”、“中国解放歌”、“中国志愿战歌”，也就只有这四首歌曲享此殊荣），而我在“马部”却没有查到“马赛曲”。“马赛曲”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如果连词目都不立，实在难以思议。近代以来，在国内方面，《辞海》则对方面的人和事，词目标准放得很宽，一些并不著名何不很重要的人和事都立有词目，并且介绍得很详细。而属国民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和极为重要的人事都不立词目。即使立有词目者，也介绍得较简略。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方面所进行的“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当然立有词目并且有较祥的说明，就是有些不很起眼的“战斗，也由词目介绍。在查“大部”时，我偶然注意到“大龙华战斗”这个词目，一看，原来是抗战期间八路在河北易县大龙华地区袭击日伪的一次“战斗”，战果是“共歼日伪四百多人”。但国民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战役，要么介绍得很简略，要么根本就不立词目。例如，抗战期间，国民队与日在长沙进行过第一、第二、第三次会战，规模都很大，双方每次共投入兵力都多达数十万，战役持续时间也都很长，中队每次战绩都颇可观。第一次歼灭日三千六百多人，；第二次中方战报说毙伤日四万余人，日则承认伤亡七千人；第三次中方战报说毙伤日五万六千余人，日则承认伤亡五千五百人。对这三次战役，《辞海》只在“长沙会战”的词目下，做了极为笼统和简略的介绍，没有每次战役经过，也没有具体战果，总共只用了一百七十来字，所占篇幅，也就与八路进行的一次"火龙华战斗"差不多。要想对三次"长沙会战"的"知识、和事实“有基本的了解，查《辞海》根本没用。再如国民队所进行的”鄂北战役“（持续十多天、歼灭日二千七百余人），”湘西战役“（持续一个半月，中日共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在《辞海》上根本就查不到。
  
  在涉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人物时，《辞海》对政治人物词目标准放的很宽，较著名的政治人物都立有词目，通常也配有头像。对文化人物。词目标准控制的很严，介绍得也较简略，一般也不配头像。这方面的情形，可举同属“陈部”的“陈赓”与“陈寅恪”为例。“陈赓”词目有四百多字，并且配有头像；“陈寅恪”词目则只有一百七十来字，没有头像。陈赓乃一代名将。对其生平行状介绍的详细些，并且配上头像，以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他，当然有道理。但陈寅恪乃一代学术大师，对其生平业绩做较详的说明，并且配上头像，也十分应该。《辞海》如此厚此“陈”而薄彼“陈”，会让今日和以后的读者感到遗憾。仅此一点，也可见一九年版《辞海》确实过时了。说一九年版《辞海》已过时，并不意味着否定它曾起过的作用。自出版以来，这部作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出版物”的工具书，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不足，它对读者的某些方面的误导，也是受时代制约的。正因为大型辞书难免受时代制约，才有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国际惯例。在一九九九年版《辞海》即将问世时，我愿以严肃的姿态为一九年版《辞海》送行。

  浏览 354赞 80时间 2023-09-28
• 永丰YF窗帘窗饰

  辞海只有两个出版社出版过，旧版辞海是书局出版的，新版辞海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新版辞海分辞海第六版和大辞海两种，大辞海内容更全面丰富，而且有38卷42本，价格也不便宜
  其他的书名带辞海二字的书，只是套用了辞海二字而已。比如现代汉语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没有注册“辞海”二字的商标，所以谁都可以用

  浏览 252赞 140时间 2022-11-25
• penny900627

  11版

  浏览 500赞 90时间 202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