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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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总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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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br />　　论文提要：长篇小说《白鹿原》发表至今，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因此，本人也就在读了《白鹿原》后试析一下自己的浅薄观点。
  一、《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民族秘史”。如果称一部作品是“民族的秘史”，那么就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验证，而《白鹿原》一作本身就背离了这一验证理论。
  二、《白鹿原》中的文化意向。文学作品应表现真实的文化心理，而《白鹿原》过分美化了传统宗教文化，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三、《白鹿原》中“性”描写之我见。作者在作品中过多的性描写是一败笔。
  小结。
  
  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之初曾释家蜂起，盛誉其深沉厚重的文化内蕴和历史意识。诸如：“《白鹿原》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他不仅将以其成功艺术创作和深刻的意义开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一定会以其巨大的力量消除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隔膜和轻蔑，一定会激发起他们的阅读热情和阐释兴趣”等等。○1同时对《白鹿原》也有一些双向的批评，诸如：“作品中不乏模仿的痕迹”等等。这股热潮方兴未艾，直到今天《白鹿原》仍是当代文坛上的一部争鸣力作。所以我也就《白鹿原》文浅析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民族的秘史”。
  在当代文坛上不乏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的秘史”，是对民族深层次地揭示。例如雷达就认为：“这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它对历史人生的总体把握，人世沧桑，生祸福，芸芸众生似乎生活在不可知中，被冥冥中不可知的力量左右，成为‘天道’的玩物，但有含有内在的必然，作者悟了道，得了理，表现了他们的命运又契合了历史必然规律。《白鹿原》不仅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
  然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既然以民族的历史为题材，那就有一个用什么观点观察和表现历史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反映历史所持的唯一正确的观点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以此为指导，文艺作品才能通过有血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正确地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那么，《白鹿原》在观察和发现历史时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呢？小说通过作者所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朱先生之口讲了这么一句话：“白鹿原成了鏊子。”这里所说的鏊子，是铁制的烙饼器具，平面圆形，中心稍凸。这句话的意思是：白鹿原的历史是一部翻煎饼的历史，翻过来，又翻过去，把一个好端端的白鹿原折腾的不得安生。在作者笔下，白鹿原原本是个耕读传家，友好和谐的“天赋**”的乐园，这里东家与长工亲如一家，看不到任何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一切都是那么合乎人性、人道。然而一连串没有因果关系的莫名其妙的事变发生了，有看不到丝毫必然性的推翻帝制的辛亥，有**推翻国民的斗争，它们是不合乎人性、人道的。小说还有一处画龙点睛之笔：在接近尾声处，把社会历史背景的下限从解放初一下子推到十多年后的“”期间，朱先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明，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的发生，这些语只能看作是他对历史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作者观察和表现历史所得出的结论。
  小说写了国共两的斗争。作者用不小的篇幅表现这个斗争在一对白灵和鹿兆海身上的反映。他们曾并肩参加抵御阀围攻西安的战斗。但在参加**还是国民的问题上，他们却以掷铜元来作出抉择，于是纯出偶然，鹿兆海参加了**，白灵参加了国民。经过一段时间后俩人又换了个个儿，白灵参加了**，鹿兆海参加了国民。这一对终于被活活地拆散了。按小说的描写，这个悲剧是人为地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多么不合乎人性、人道啊！
  小说安排了一个有悖情理的令人遗憾的结局。白鹿原解放后，所在的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竟是族长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此人曾是偷鸡摸狗、抽大烟的浪子，人不眨眼的国民保安团的营长，劣迹昭著，解放前夕在走投无路之际参加“起义”。与此相反，黑娃这个白鹿原农动的领袖人物，是国民保安团起义的真正发动者，解放后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决了，而主持公判大会的正是县长白孝文。**的取得的竟是这样的结果！这又一次证明了朱先生的“鏊子”说。
  如果说《白鹿原》本身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就走得更远了。我相信，陈忠实本人恐怕也未必同意这些论者对他作品的解释。但是，这些论者确实以其敏感抓住了贯穿于《白鹿原》中的非历史的症结，而《白鹿原》也确实为这些论者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了某些形象性的思想材料。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
  二、《白鹿原》中的文化意向
  文学作品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的审美产物。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领域极为宽广。但是，今年来却有一种观点，认为写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是表层的，只有写与经济、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亘古不变的“文化心理”才算是作了深层次的开掘，才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这完全背离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辨证关系。
  《白鹿原》被认为是以对文化心理作了深层次开掘特色的，那么，它所开掘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作者以浓墨重彩讴歌了传统的宗法文化。这种文化突出的体现在他着意刻画的两个理想人物身上。一个是白鹿原的族长白嘉轩，他的经历几乎是一系列善事义举的延续。他是“生活秩序，原则的化身”也是一个“肯定的正义力量的化身”。他修复祠堂，开办学馆，并让长工的儿子黑娃去上学。他对长工鹿三待如家人，尊为三。他虽在农动中被戴高帽子游街，但当农会骨干后来惨遭倒算时，他却不计前嫌反而跪下来为他们求情。黑娃一伙打折了他的腰，他却以德报怨，竭力营救被捕的黑娃。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白鹿原简直成了仁义之乡，形这一方地域上人们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作者反复描写了他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以此作为他的人格和力量的象征。尽管作者也写了他的某些缺点，但这个传统宗法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大大地被理想化了。
  比白嘉轩更高一筹的另一个理想人物是在白鹿书院讲学的朱先生。在他身上，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被褒扬得淋漓尽致，成为白鹿原上的圣人。他撰写的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内容的乡约，成了白鹿原人把它视为圣人，奉为事实上的精神领袖。在朱先生形象的塑造上，作者的敬仰与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在传统宗法文化面前，别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苍白无力。它的或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或是最终皈依到它的名下，拜倒在它的面前。作者极力渲染的黑娃回乡祭祖的一幕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它是传统宗法文化的凝聚力和征服力的象征。
  如果说《白鹿原》过份美化了传统宗法文化，那么，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就走得更远了。有的说，“写大气凛然的封建村族人物，写得最深刻最成功，这是《白鹿原》最独到的东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战绩。”这就是说，在清末民初起到解放这数十年间，民族的脊梁不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英雄和志士仁人，而是封建村族人物。这里，论者直截了当地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的深入和完成，归咎于这个对封建文化的否定。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并不反对描写文化心理，但反对远离现实中人们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真实的的“文化心理开掘”。
  一部反映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文学作品，从中只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却几乎看不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这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三、《白鹿原》中“性”描写之我见
  人有自然属性，如食、**之类，但它仅是人性存在的物质前提。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其本质特征并不是自然属性，不是生物本能，而是人的社会性。在文学创作中，究竟是表现人的社会性还是人的生物性，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以及某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之类不是不可以进入文学领域，但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写它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为了表现人的动物本能。像《梦》这样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伟大作品，对于性行为也有几处稍稍涉及，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现实主义的旷古精品，而不是不堪入目的诲货色。
  令人遗憾的是，《白鹿原》在性描写这一方面似乎也投入了过分的热忱，赋予了过多的篇幅。例如，白嘉轩先后娶了七个老婆，每一次的生活，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描写。更离奇的是，作者竟然津津有味地描写起黑驴和红马的交配来。这岂不是证明了作者写人的**与写驴、马的**一样，都是把它们作为生物性来写的吗？这不能不说是有悖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宗旨的。
  我们且看看某些评论《白鹿原》的文章是怎么说的吧。有的说，作者“大胆地**地、直率地写了人的性体验，比之劳伦斯的小说也不逊色”。据说这是“既美且善的性，它不应在扫除之列”。更多的评论家则是赞扬作者写出了“生命力”、“生命体验”。有的说，作者对白嘉轩娶七房的性描写“表现了一个男子汉的雄健的生命之力”。
  在当代长篇小说走向接近大众的趋势下，这种成功对严肃文学如何开掘功能无疑了一种借鉴“。此说如何理解，值得研究。我们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在内，当然要讲求可读性，也就是说要适应众的审美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无人问津的作品倒成了最高的成就了。但适应不是迁就，不是迎合。
  总之，对于一个艺术而言，它则一开始就预示着失败。它的一切都服从于的震荡，细琐的日常生活经验取代了审美意味。

  浏览 368赞 155时间 202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