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对契诃夫小说的接受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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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汪曾祺对契诃夫小说的接受与转换 【摘要！！】
  
  自1907年《黑衣修士》被译成中文开始，契诃夫的小说逐渐被引进中国，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受到契诃夫影响的新文学作家中，汪曾祺是比较独特的一位：契诃夫对汪曾祺的影响跨越了两个时代，不仅贯穿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更重要的是，契诃夫是汪曾祺独特小说观念的主要，汪曾祺主动从小说形式和思想内涵合一的角度接受契诃夫。因此，如果要作契诃夫影响在中国接受的个案研究的话，汪曾祺无疑是不容错过的。对汪曾祺和契诃夫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中国作家如何在自己的历史处境下，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吸收和过滤外国文学，剖析这种吸收和过滤的得失，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在深入阅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从小说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小人物”形象，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等角度详细分析汪曾祺在接受契诃夫影响过程中的吸收与转换，并进一步结合中俄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家创作的时代环境等情况，分析汪曾祺如何吸收、过滤和转化契诃夫小说的观念和思想。当然，汪曾祺的成就并没有完全局限在契诃夫影响下，他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充分发扬了民族的诗人气质，以自己方式革新了现代短篇小说理念，推动中国的小说创作出现新的局面。因此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两位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空间下选择和走向。本文认为，汪曾祺在接受契诃夫影响的过程中存在了很大的误读。汪曾祺认可契诃夫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小说形式的角度出发，几乎没有困难的接受了契诃夫关于小说形式的诸多主张；此外，在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方面两人也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但是，在总体艺术风格上，契诃夫所体现出来的“悲剧的美”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难以找到的，契诃夫的这种被毁掉的“悲剧的美”是“托斯陀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怀疑”。相反，汪曾祺的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流露着作者对和谐美的追求，这种美相对于契诃夫的美来说，多少带有喜剧的色彩。两人的总体风格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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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人勿扰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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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 375赞 75时间 202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