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危局

　　水资源危机或将给未来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千百年来，雅鲁藏布江从喜马拉雅山上纵流直下，将山脉一分为二，它所形成的峡谷是全球最陡峭、最长的峡谷之一。在进入印度和孟加拉国并抵达孟加拉湾之前，这条河还拐了一个巨大的湾并绕经西藏偏远的东南角。

　　雅鲁藏布江是目前流经中国境内的最大河流，它也是全球最富前景的水力发电源。目前一座510兆瓦的水电站已经在江上兴建，而中国政府也对在河流拐弯处建造大坝以每年发电4万兆瓦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这个发电量相当于三峡大坝的两倍。

　　在印度，这些项目已经引起了愤怒与担忧。一些印度政府官员声称中国还在计划将这条被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中的水通过喜马拉雅山分流到中国干旱的北方。中国官员已经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表示，这种分流将会给环境和双边关系造成太大的破坏。然而印度方面对于中国能否妥善管理这一水资源财富的疑虑仍在不断增长。

　　潜在危机

　　在未来数十年内，西藏高原的水资源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际冲突。凭借庞大的冰川储备，有时人们会将西藏高原称为“第三极”。它是五条大型国际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萨尔温江、湄公河、阿伦河以及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境内长江、黄河以及珠江的源头。这些河流承载着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

　　人们时常想当然地认为亚洲经济充满着光明的前景。然而快速的经济与人口发展正在吸干这块大陆原本就已稀缺的水资源。亚洲拥有全球五分之三的人口，但是那里的水资源只有全球的三分之一。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水：亚洲的新战场》的作者切尔拉尼（BrahmaChellaney）认为，水资源的短缺可能会限制未来经济的发展，并打破数十年之久的和平局面，从而威胁到亚洲今后的正常发展。

　　中国正处于亚洲水危机争论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亚洲大部分的冰川水资源位于中国控制的西藏高原上，还因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令人担忧的水短缺难题。

　　中国的人均水供应量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资源的分布也严重不均。中国公共环境事务研究所主任马骏表示，中国的北方承载着近一半的全国人口和绝大部分的农业生产，然而那里的水资源只占全国的20%左右。

　　北方与西北地区的干旱已经限制了农业与工业的产出，过度取水与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也在加剧荒漠化的进程。马骏表示，严重的水污染进一步加深了短缺，就连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如今也面临着可用水稀缺的问题。

　　气候变化也只会让形势变得更加糟糕。随着喜马拉雅山上冰川开始融化，中国的可再生水供应将有望增加，即便如此，到本世纪中叶时，流量仍会开始萎缩。据2030水资源集团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水需求将比供应高出25%左右。

　　这种短缺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增长。成本上升将导致钢铁、化工及发电等水密集行业的产出下降，本地种植的作物价格也将攀升。贫困群体或许会发现自己无力购买足够的食物和水，这种情况很容易引发社会的动荡。

　　南水北调

　　为了解决这个庞大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选择采用一套同样庞大的解决方案：南水北调工程。

　　虽然全球各地都存在着这种将水从资源丰富地区引到稀缺地区的分流工程，但如此庞大的规模着实空前。南水北调工程将通过三条渠道，把448亿立方米的水从华中地区的长江引入北方枯竭的河流。其中两条渠道的长度将在1300公里以上。咨询机构中国绿色科技倡议将南水北调工程比作为“在10年内将伊利湖移入德克萨斯”。

　　这项工程的财政与社会成本同样触目惊心。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国际河流预计项目总成本将高达6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庞大的三峡项目的两倍。

　　在长达50年的规划之后，这个宏伟的方案终于于2002年获得通过。毛泽东在1952年最先提出这一方案，他当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这个设想恰恰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观念完美吻合，但是所涉及的技术在当时看来实在是过于复杂了。直到1992年，南水北调方案才被重新摆上桌面，当时的总理李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电力工程师，他重新启动了这个方案以供研究。

　　随着这个大规模工程进入施工的第二个十年，人们发现“借一点”水全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么简单。分流工程的全部三条路线都遭遇了严重挫折。

　　负责将水从长江口引入北方港口城市天津的东部渠道原先计划于2008年奥运会之前就开始向北方供水，但是严重的水质问题使得项目的完成时间被推到了2013年。从工程学的角度看，这条路线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仅沿袭了1400年历史的大运河的轨迹，而且还可以直接从长江水量最大的地方取水。然而在流经东部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之后，这些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处理的费用将变得极其昂贵。

　　而中部的渠道则面临着更多的问题。这条路线从长江的支流汉江蜿蜒至北京和天津，项目需要在黄河下面开设隧道并扩充湖北省丹江口水库的容量，大量的农田因此被淹没，动迁人数近35万人。这项工程的完工时间已经从2010年推迟至2014年，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部门担心工程对汉江的环境造成破坏，为此他们正在考虑通过长江上的三峡水库将水分流引入汉江。

　　批评人士认为这些分流工程可能会把充满活力的长江变成另一条黄河：污染严重的黄河已经残破不堪，水流量的降低使它成为了一条细流。如今的黄河在流入大海之前，就有近70%的水量被抽走。环保人士担心减少长江的流量将加重污染并导致海水流回三角洲地区，从而加剧上海和其他城市已经存在的水质差问题。

　　咨询机构Frost&Sullivan的陈经理说：“这项工程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它只能暂时缓解中国的水问题，并且会引发不可避免的生态与社会问题。”

　　然而尽管耗资不菲，许多中国人仍认为东部与中部渠道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毕竟，日益严重的水短缺也需要人们去做出牺牲：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估测每年有40万中国人因为水资源短缺而背井离乡。

　　行业集团中国脱盐协会秘书长郭有志说：“这项工程的确会引起一些环境问题，但是从综合的角度看，它是非常有必要的。”西藏之水

　　最后一条西部的路线是整个项目中难度最高、争议最大的线路，因为项目要求在海拔3000到5000米高的山脉上修建泵站与隧道，预计施工工作将在2020年之后开始，竣工时间将在2050年以后。环保人士抗议称在所有三条渠道中，西边这条路线将造成最大的破坏，因为它将从长江上游的小支流中汲水。

　　这个项目也成为了海外批评的焦点。一些印度官员声称中国政府计划在西藏高原上将西部渠道同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源头（雅鲁藏布江）连接在一起，这将导致流入印度及孟加拉国的水量减少。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印度边界附近争议地区阿鲁纳恰尔邦的内政部长达比（TakoDabi）在3月1日对印度媒体说：“我强烈怀疑中国已经开始分流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资源，或者说他们已经建造了大坝来阻挡水流。”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计划实施这样的分流，但是他们显然曾经考虑过这种做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民解放军的官员们就已经探讨过从西藏分流水源的事情。2005年，一位名叫李伶的作者出版了《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他在书中主张将水从雅鲁藏布江向北分流至黄河，这一作业需要在六座山脉之间炸出56公里长的隧道，而受控的核爆炸是可行的方法之一。据报道，永不轻言妥协的中国政府总共购买并分发了1万本《西藏之水救中国》。

　　如今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李伶的设想并不足信，因为它不仅实施困难，还会损害环境，并可能对中印关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说：“这有点像是一些中国专家提出来的方案，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会采纳。建造大坝是一回事，而改变水流的方向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印度方面对此仍深深怀疑，这部分是因为切尔拉尼的警告。在他名为《水：亚洲的新战场》一书中，切尔拉尼警告称西藏的水源分流项目将会静悄悄地展开，就如同中国在这一地区实施矿产财富开发战略的方式一样。切尔拉尼表示，国有企业已经悄然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以及其他国际河流的上游兴建了数十座大坝。

　　下游国家的反对者们抱怨称这些大坝会在相对缺水的时期减少水流，并对河流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布拉马普特拉河是目前最明显的冲突爆发点，而在哈萨克斯坦、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反对中国筑坝和分流国际河流的批评之声也已经日益响亮。

　　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多的依靠。迄今为止国际法还没有为下游国家的用水权提供保障，而中国也拒绝接受诸如湄公河委员会等旨在消除水纠纷的机构的完整会员义务。2011年2月，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就额尔齐斯河的水质问题签署条约，但在此之前，双方的磋商曾长达数十年之久。

　　虽然从法律上讲，中国可以无视下游国家的抱怨，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政治灾难。随着水在亚洲变得日渐稀缺，这些纠纷可能将引发冲突，尤其是当大坝和分流项目像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扰乱生态系统并导致下游农民陷入困顿时。

　　农业用水

　　随着中国与邻国的水资源变得稀缺，大规模的水资源项目或许会变得毫无意义。分流的确能缓解短缺的状况，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并且可能给其他生态系统和社区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水危机》一书作者马骏说：“放眼未来，我们仍可以尝试通过建造大规模的分流项目来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甚至无法填补当前的缺口，更不用说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需求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供应扩张已经接近极限，如今正是我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水资源保护上的关键时刻。”

　　目前政府正通过难以置信的能源密集型方法来维持河水的流动：用水泵将水从深蓄水层取出，在完成长途运输之后再对其进行处理和淡化。这些项目的真实成本并不为消费者所知。政府会为这些设施的建造提供补贴，而社会及环境成本则时常被人们忽略。

　　水来之不易，然而由于定价太低，大部分水都被轻易地浪费了。在中国，农业用水占全部用水的比重高达惊人的70%，而根据分析人士的估测，由于灌溉系统的陈旧和破陋，有一半以上的灌溉用水在到达农田之前就已流失。而耕作的方式也同样存在弊端。里昂证券的分析师加尔立甘（JonGalligan）表示，中国的农民通常选择大水漫灌农田而非更加高效的滴灌方式。

　　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干旱的北方为小麦、玉米等耗水密集型谷物的种植提供补助。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发生了：中国南方向北方输出水，从而使得北方能够将耗水密集型的食物输送到全国。

　　工业领域也令大量的水资源变得无法利用。在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业废水和超过90%的家庭污水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就被排入河流与湖水之中。为此，马骏认为中国必须将污染控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说：“如果我们仍继续将所有废水排入水道之中的话，水的重复利用或回收便无从谈起，因为这些废弃物将摧毁我们原本就有限的水资源。”

　　警世恒言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保护水体的经济与生态意义。环境保护已成为去年一号文件（国务院发布的首份政策建议）的重心，并在十二五规划的水资源方案中被再次强调。在这两份文件中，今后十年内用于水体保护方面的投资将高达6340亿美元。

　　中国政府已经在中央层面上设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例如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将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投资灌溉。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认为中国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执行，他写道：“许多国家层面上形成的环保力量会随着穿越多层次的国家机构而消散，使得最终的结果不具备实质性的效力。”

　　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在于水政策的管理方式：据报道，当前六家分散的机构无法在管理的各个方面展开合作。更复杂的一点在于，地方环保监管部门是向当地政府而非国家级监管部门负责的，而在地方政府的眼中，经济增长始终是首要的评判标志。

　　许多人声称中国必然会清除自己工业革命中的低效和废弃物问题，就如同美国和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较晚，这个国家的人民应当获得享有相同财富和机遇的机会。非营利环境保护组织JUCCCE的主席刘佩琪表示，这种说法或许是正确的，然而不幸的是，留给中国的时间似乎并不多。她说：“美国人认为这是中国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然而当今世界的确已经无法承受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发展。”

　　科学发展

　　世界上鲜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像三峡大坝或南水北调这样的工程。很多国家可能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项目。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坝如今正在被拆除而不是建起，而环境保护往往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如今已是水资源相关基础设施的全球领袖，这里的投资还在继续增长。在全球45000座大坝中，有近一半位于中国。随着中国境内获利机会的消失，相关企业开始将自己的技术出口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及非洲国家。

　　中国对于大型结构性解决方案的偏好源于政治和体制的重点。这些项目是现代化中国早期政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恰好能够反映出社会主义的伟大。南水北调和三峡大坝工程都是毛泽东的心愿，而这在中国一直是推行政治目标的重要标准。

　　后来的几代领导人都是技术专家出身，因此也对工程解决方案钟爱有加。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是一位的水利工程师，他曾在专业修筑大坝的水电部下属机构工作。他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许多强大的工程相关企业的崛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华能、华电、中电投、国电和大唐在内的数家大型国有公用事业公司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员工，他们的最高领导均属于副部长级别。著名作家扎西次仁认为，中国的水资源相关企业和管理部门已成为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动力，因为他们希望延续自己的成功和相关性。

　　喜忧参半

　　中国的大坝已经带来了巨大优势，例如每年的碳排放就因此下降数十亿吨。2010年，水电占中国总能源需求的比重高达令人震惊的16%，而在今后10年内，这个国家的水力发电量还将扩充近一倍。这些大坝的水库为全国众多城市提供了饮用水的供应。

　　然而环保主义者余昭平表示，即便如此，人们仍应当将筑坝和分流工程同减少污染及废弃物排放等方法进行权衡比较，因为后者可能成本低效果好。他写道：“将同样规模的投资用于更节水的行业作业和家庭器具，最重要的是采用效率更高的灌溉方式，这样做将会给我们带来比南水北调工程更多的水。”

　　从本质上说，保护水资源的成本低廉，而节约资金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动力。然而从水基础设施的扩散看，这些还不足以同既得利益相抗衡。

　　区域和平

　　中国与印度之间维系着全球最为重要之一的双边关系，但其状况不佳。在过去的十年间，两国跨境贸易总量先后翻番近20次，并于去年达到739亿美元。尽管如此，对印度的出口仍只占到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跨境投资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所有的对外投资中，只有0.05%去向印度，而印度对中国的投资甚至更少。国家安全问题往往是投资被拒绝的主要原因，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案例均属于这一范畴。印度环保部长在2010年表示：“对于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我们仍持怀疑态度。”

　　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纠纷更是加重了这一紧张气氛。两国曾在1962年为共同拥有的喜马拉雅山的归属问题而大打出手，这场战争历时一个月。目前中印两国仍时不时地因为国土问题而发生争执，双方都在加强边界附近的军事部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说：“我并不认为边界纠纷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另一方面，维持区域和平是政治共识，两国政府都下定决心不让边界纠纷影响到中印两国的整体关系。”

　　中印关系

　　事实上改善印度与中国之间脆弱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0%，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的全球贸易格局。紧密的关系也有助于维护南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尤其是它还同巴基斯坦相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博特利尔（PieterBot-telier）说：“我认为未来30到40年内，中印关系很可能会变得至关重要，甚至可能会像如今的中美关系那样。”

　　中国官员已经为改善与印度之间的关系采取了行动。例如今年1月，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就呼吁他的同胞将“历史问题”搁在一旁，通过合作使双边贸易规模在2015年之前达到1，000亿美元。

　　但是一些印度人仍对中国抱有很深的疑虑。批评人士可以找到足够的“炮弹”：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的扩大、喜马拉雅山的边界纠纷以及围绕着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冲突。据称，中国还是印度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主要障碍。

　　与此同时，印度却很少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里。许多中国人依然对所谓的“中印组合”不屑一顾，例如他们认为印度长久以来的贫困问题以及效率低下的政府治理使得印度成为了中国挑选合作伙伴时的糟糕选择。

　　不幸的是，对于两国政府而言，这种有损形象的观念将很难被打破。

　　各执己见

　　中国的水资源形势严峻，但这也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正在“扫荡”全球的石油、矿物和天然气，以维持其经济机器的隆隆运转。但水资源依旧是中国无法通过贸易获得的一种商品；由于水资源昂贵，而且需求量巨大，因此要从国外进口事实上很难操作。

　　但在过去30年，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浪费了大量水资源，把国家近一步推向水资源危机。中国人均水资源约为2200平方米，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4。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已经投资了6350亿美元，升级陈旧设备，补充不足的水利基础设施，同时还推动了2011到2020年间的水资源保护活动，其投入几乎是过去10年总投入的4倍。这笔资金为相关水利公司创造了大量机会。但对于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正确途径，各方专家各执己见。本刊采访了一些受水资源短缺影响、以及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士。

　　云南省当地人何先生说道：“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我的家园云南省在过去3年饱受干旱困扰。2010年2月，云南经历了最严重的干旱，每户家庭仅仅分到一桶水，而整个家庭要靠这桶水维持3天的生活。当地政府动员共产党党员和专家寻找地下水资源，但经常无功而返。我记得我和我的父亲在外艰难跋涉了2个小时，但毫无收获。人们越来越依赖政府推出紧急计划，但他们对现实的无知令人感到不安。”天津大学海水淡化研究中心主任王世昌先生认为：“在未来20或30年间，由于我们庞大的人口以及少得可怜的人均水资源，中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北京方面正在尝试通过推出集中管理的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拿天津来说，在滨海新区港口附近发展的大量化工厂和其它企业所需的水资源远远超出了当地的负荷。因此，天津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免生产和使用淡化海水的公司的所得税，并对购买海水淡化设备的公司提供10-15%的补贴。这些政策几乎已经成为必要举措，因为政府无法为公司提供常规水资源。我们还在尝试不同的方法利用淡化海水，以满足家用需求，但我们还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淡化海水的价格在天津约为每立方米5-7元，而自来水的价格约为每立方米3.9元。”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秘书长张博庭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污染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我们处理污水的能力很低下，而且过去在国外制造污染的许多行业已经驻扎中国。经济增长解决了类似的发达国家的河流问题，如莱茵河和泰晤士河。在中国，当我们从长江三峡工程中获益之后，我们亦可以应对长江的污染。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我们应当利用两种方法。第一，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管理体系。不幸的是，水资源是由国家水利部管辖，而水力发电建设则由全国和当地的发改委控制。第二，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举个例子，中国的水库数量是美国的2倍，但我们的蓄水能力却只有美国的一半。我认为，利用环境因素来评估官员的业绩是非常重要的。GDP只是发展的一方面。但如果GDP增加了，污染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解决。这使得当地官员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鼓励他们维持这种趋势。”

　　威立雅环境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穆桥石（JorgeMora）先生谈道：“在新兴市场管理饮用水和治理污水将成为我们在下个世纪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保护水资源的第一步是确保它们不被浪费。生产周期中的漏水，特别是在城市网络中，是中国水资源保护的一大严峻挑战。因此，找到并修复在水资源分配网络中的漏水点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中国已经改善了管理市场准入的法规，为水资源供应和污水处理行业的国内外公司创造了很大的机遇。”

　　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然资源保护副总监王利民先生指出：“要缓解水资源匮乏问题，建造大坝通常不是最佳方案。有时，这种方案需要斟酌。我们不反对建造大坝，但从生态的角度看，大坝对生态系统有害——对此没有人持反对意见。现在，长江三峡大坝项目正在把更多精力放在生态保护上，但这远远还不够。三峡大坝所带来的环境迫害已经无法逆转。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问题正在显现。我们需要明白的重要一点是，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所涉及的各方都有着不同的需求。世界自然基金会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寻找生态忧虑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因此，我们主张在任何项目开始之前，进行一次全面的环境评估，使环境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我们力求尽可能地减少每个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把环境评估视为一个必要的程序。总之，要解决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们很乐意为这样的讨论搭设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