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针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方略，它从根本上顺应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探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主体"。“战略基础--强大动力--基本方略--领导主体”构成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逻辑结构和战略布局。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_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活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生态良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础"。

 

　　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详细的答案，但是他们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天才地得出未来的新社会将是一个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逻辑结论，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全面发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劳动问题，首次提出人的生产是能动的、全面的生产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了人的全面生产的思想，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明确提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再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由于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人的需要的全面性是人的类本性,因而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趋向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对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规律进行深入分析：为了摆脱人类在生产上的旧式分工而导致的劳动异化，必须破除“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物的依赖”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些依赖关系是对人的需要的全面性的掣肘。所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可能在物质生产活动本身中获得，它的实现必然转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即所谓自由王国领域。作为自由王国的非物质生产领域是“自由’’实现人的需要的主要场域。“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主义的诞生开启了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征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占有主要生产资料，主宰着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精神关系，劳动者获得了经济解放，从而为人的政治解放、精神解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奠定基础，人类已经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指南。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指出我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实质上是使人的社会关系获得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让人民达到全面小康，即人民享有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政治文明、高度社会文明和高度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出其内在本质，才能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全面发展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首先就在于不断满足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逐步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党和国家首要的战略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有过曲折甚至巨大的失误，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可贵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物质基础和干部准备，改革开放以后，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探索，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地交叠在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战略目标。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现代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全面变迁过程，这一历史进程就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政治民主、法治推进、注重自然生态等各方面共促共进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比如经济层面遵循生产力梯次递进、波浪推进的发展规律，实行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混合经济模式，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政治和国家治理层面鼓励公民社会的兴起，实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以及顺应现代化进程的民主化、法制化趋势；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从人与自然的背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等。现代化的最终追求和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标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必然逐步走向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超越和违背现代化的这些规律。"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各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的大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是现代化一般规律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在20世纪末我国总体实现小康社会之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増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注重改革发展和各项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中国大步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过渡阶段，我们不可能跳过这个阶段而到达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因此，从时间的纵向维度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符合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从空间的横向维度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性规律，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人类理想，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全面幸福生活的共同愿景。

 

　　二、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继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其出路何在？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化解我们前进的路上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持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所以，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全面深化改革与人类社会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与改革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大基本力量。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非常态，其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其目的是调整和完善交往方式。革命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两大力量根本上说都是由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两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在阶级社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474当反动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甚至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统治阶级往往不是积极地通过改革来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反动政权阻挠改革，这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来临了。革命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其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上也有一些开明的统治阶级敏锐地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适时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良或改革，从而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保守性，没有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宽阔视野把积极改革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消灭阶级对抗，从而消除暴力革命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又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人，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成为有机的命运共同体。此时，全面代表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完全可以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出发自觉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动态调整和改革。又由于社会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具有一往无前的变革属性，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变革，而无产阶级政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社会主义改革不但具有永不停步的特性，而且具有积极的自我革命的品格。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主体有史以来不但认识到而且还尊重改革的客观性，尊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动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常态动力。

 

　　改革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从人的认识规律来讲，我们党对改革也有一个从认识不多到认识较多、由改革的局部性到改革的全面性的探索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就不断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和教训，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系统的调整；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我们党适时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随着新中国社会阶级的变化，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当然，由于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无法达到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我们的调整或改革走了许多弯路，甚至发生重大失误。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引向了科学的改革轨道。其成功的基本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指导，一定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一定要维护和不断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定要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紧密相连。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讲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改革进行到今天，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深化改革的巨大挑战。我们对改革规律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我们的改革将更为稳健、更加自信。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参照，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可以划分两个阶段:2008年以前是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关注浅层面改革;2008年以后是改革的第二阶段，将聚焦深层次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不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无法全面推向前进。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第一阶段改革的转型升级版。

 

　　与第一阶段改革相比较，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的方法上，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越是全面深入的改革，越要大胆试验、勇于突破，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引向深入，努力探索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律，这是由改革的全面性和改革的艰深性决定的;在改革的价值观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更加强调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改革的目标定位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更加注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改革的纵深度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化性改革”，致力于破解“新常态'’下的发展难题和深层次的制约瓶颈。总之，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党和国家开辟生产力发展道路的历史自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党执政为民的人民情怀，它必将为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

 

　　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如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是不是属于资产主义特有的属性，这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重大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应当依靠什么来治国"的重大问题，符合人类社会治理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对善和正义的追求是人的类本质，追求善的国家治理在中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古希腊，西方先贤苏格拉底也像孔子一样把道德看作是政治的基础。与孔子不同的是，他认为善德不会在人们心中自然生成，离不开法律的严格约束。人类追求的法律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良法、法治就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主张和原则。法治的表面涵义是依法而治，其深层含义是隐藏在人们立法、执法背后的人类基本价值理念，诸如平等、正义、民主等，具有浓郁的伦理属性。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实现了政治美德与制度理性的高度融合。法治“不仅强调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不仅强调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和法律之内，而且强调防止恶法，主张以实在法之外的标准衡量和检测法律”，也就是说，现代法治"认为法律的实质合法性的终极源泉和准则是法律背后的道义原则、道德权利以及民众的正义感等”。从人类现代化规律分析，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在治理体系上建立起了规范、法治、有效的制度体系。”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_定是公共治理，是民主参与的治理”o[10]这种民主治理一定是一种依法而治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蔓延国际社会的法治理论和治理、善治理念充分证明良法善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方式的根本变革，其历史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它从根本上顺应了人类社会的治理规律，体现着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开启了人类社会最激动人心的良法善治实践。?

 

　　若从深层次考察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和国家的法总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真正的法治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和实现的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0[11]社会主义法律以法的形式把党领导人民所得到的斗争成果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道路、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确立下来，把人民群众享有的基本权利固定下来，相应地，法律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有效武器。依法治国的关键是要使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依法治国的本质就是规范社会公共权力，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依法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正义，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保驾护航。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同时，社会主义也把法治作为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锐利武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重大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法学理论创新观点，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治国之前提；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有利于保障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性发展。

 

　　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主体

 

　　伟大的事业必然需要伟大的党的领导。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其伟大性、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我国迫切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主体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从严治党是统筹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本质的深刻认知和对其执政使命的自觉担当，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艰巨性和光荣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第一个党纲《共产党宣言》中就对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尽快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总量；其“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和产生阶级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保持廉洁性，这是与以前其他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最根本的区别。其次，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提高共产主义政治觉悟。共产党人必须从个人和小家庭狭隘的个人利益中解放出来，"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第三，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也深知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重大，对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h格要求。其一，共产党员必须真正忠于共产主义。其二，共产党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其三，列宁特别痛恨共产党员搞经济犯罪，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表达严惩腐败的决心。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其纲领与《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在社会主义社会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背景下，党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无比巨大，决定着党时刻不能忘记根本目标、根本宗旨，努力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的寧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决定着党的建设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党的建设与党执政的本质联系，他说：“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遵循的、反映党执政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13]共产党执政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要使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得更好更快，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在于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推动者，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引领者，始终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能否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决定性影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进行，党所面对的问题无比复杂、无比艰巨，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锻造一.个始终能够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主体。习近平同志要求，“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凡是”，着眼的是“全面”1‘及时”“认真""坚决”，体现的是“从严”。

 

　　全面从严治党，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主体，最根本的是要做到"四严”：_要对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要求严。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只有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才不会出现身份迷失。二要对党员干部的政治品德要求严。党员干部的政治品德决定党风政风的好坏，决定其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艰苦奋斗与享乐主义的关系。只有狠抓思想作风建设，才不致出现思想颓废。三要对党员干部的学习要求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在一个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学习，才不会出现能力恐慌。四要对党员干部遵守法纪要求严。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纪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同受法纪约束的社会。只有党员干部带头守法遵纪，群众对法治社会才知所趋赴。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从严要求党员干部接受法纪制度刚性约束，绝不允许有游离法纪制度之外的特殊党员。只有从严治党才能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为人民群众树立足可效仿的标杆。“打铁还需自身硬。"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块好钢，必须首先锻造好一个思想和能力过硬的领导主体。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内容，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与历史担当。

 

　　结语

 

　　总之，“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代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在党治国理政历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四个全面”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基石和重要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之源，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主体。这四个方面相互呼应，相辅相成，互为犄角，共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侯保龙，乔耀章

　　                                                                                                        (1.安徽科技学院思政部;2.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