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译员与外语翻译学校产生的历史背景考察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康乾盛世”一直为史学研究者所赞誉。“康乾盛世”包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朝对翻译人才、外语人才培养的态度不同，康熙、雍正重视外语人才培养，开办学校，要求皇子都参与学习；乾隆则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在与英国使团的国事交往中，以天朝上国自居，直接导致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英国事交往成了历史之谜。从乾隆朝开始，中国的外交一直处于弱势。到《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中，中国则完全丧失话语权和书写权。在外国的语言问题逼迫下，清廷才被迫开办翻译学校，培养语言人才。

　　关键词：译员；清廷；学校；外交

　　研究中国近代落后“挨打”，一般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做文章。其实，外交上一个重大问题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清政府没有译员，因而在与其他国家交涉中，处于劣势。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更是用语言问题挤压中国，清廷被迫举办外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

　　一、“康乾盛世”各朝对待外语人才的态度

　　“康乾盛世”包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来不少历史学家给予了区分，认为乾隆只是这个“盛世”的破坏者。魏源总论三朝是“圣祖垦之，世祖耨之，高宗获之”，把三朝形象地比诸种田，康熙耕田、雍正播种和田间管理，乾隆只是收获和享受。乾隆朝之后，清朝也从此走了下坡路。这里暂且不论三朝问题，只是从三朝如何处理外事和外语中，分析中外交涉中没有译员的问题。

　　康熙帝奠定了大清三百年基石，也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少见的有作为的皇帝。他为政的大部分时间段，均能以开放的胸怀对待西方文化和西方人，这是研究康熙的史学工作者公认的。康熙身边的外国人也留下许多记述康熙学习外语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实情。如传教士马国贤(MathtoRipa)的《留居北京宫廷为中国皇帝效劳十三年回忆录》、法国人白晋的《康熙皇帝》等书，都详细记述了康熙跟西洋人学习拉丁文、俄文的情况(1)。

　　康熙还让大臣、皇子皇孙跟洋人学习外语和西学知识，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青年才俊入宫参加学习。康熙(1714年)组织编修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三部书就是极好的证明。参与编撰的人都是通西文者，如主编何国宗、梅珏成，校对陈厚耀、魏延珍、王兰生、方苞，皇三子胤祉、十五子胤禑、十六子允禄也都参与编写。后来康熙将此三书合一，赐名《律历渊源》，共一百卷，其水平是当时中国自然科学之最高者。康熙本人用外文看西书，积累了学习心得，由宗室盛昱协助辑录成书，名曰《康熙畿暇格物编》。包括物产、药材、农学、气候、栽培、电学、水利、地理、节气等，科学性和语言水平都相当高。

　　当时清政府与俄国的商贸、外交事务最多，为培养译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办起了俄罗斯文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初入学者“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六十八名”，学馆设在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胡同(2)。康熙让宫中的外国人充当中俄谈判译员，如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用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任中国方面的翻译。康熙也委派宫中的外国人代表清廷，同其本国政府进行某些外交事务的谈判，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到康熙晚年，由于罗马教皇不尊重中国主权和文化信仰，派使来华诋毁中国传统文化为“异端”，并粗暴干涉清廷内政。康熙为解决纠纷，曾两次派传教士去罗马找教皇申明原委。罗马教皇变本加厉，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嘉乐(Gharles)到北京，提出八条禁约，禁止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习俗。康熙看后极为愤怒，传旨于嘉乐：“尔教皇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泽人，亦属无用。”(3)

　　此后，康熙又因其他原因恢复了前朝的“海禁”政策，同时宣布到外国留居的中国人“解回立斩”。至此，康熙朝实行数10年的开放局面结束。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13年，却是清代“康乾盛世”的重要里程碑。雍正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解除了康熙晚年的禁令，实行开放政策。雍正六年(1728年)公布了国人出洋和贸易的规则，国人可以随便出入海关，不受限制。此后，大批华人移居海外，移居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者达万人以上，移居马六甲者两万余人，移居菲律宾的四万多人。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办起了吸引中国留学生的“中华书院”，又称“圣家书院”，到鸦片战争前在该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约一百多人(4)。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实行更严厉的锁国政策，这些留学生不敢回国为清廷服务，只能作为不同职业的文化人留在欧洲。

　　对于来华的西洋传教士等人，雍正也以礼待之。雍正主动培养翻译人才，除继续开办俄罗斯文馆之外，还与俄国签订协议，中俄双方互派留学生；俄方派精通俄文、拉丁文者来华等，有效地解决了中俄谈判中的译员问题。

　　总之，康熙、雍正两朝重视国际关系，重视对外语的学习和译员的培养。在外交活动中，没有因译员的缺失而丧权辱国。

　　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国策大变。乾隆以“天朝”皇帝自居，不耻与海外“蕞尔小国”联系，关闭贸易口岸，限制国内外商人自由贸易。乾隆朝对外国语言也十分鄙视，把外国语言称为鸟语，称译员为“舌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外交使团来华，乾隆不承认与英国的平等外交关系，未以礼接待。这次中英之间的国事交往成了历史之谜。英国使团带来的国书，正本在中国居然找不到，一直被当成真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那份，则是一件被再译的语言拙劣的贡使表文。

　　国书的译文研究对史学界来说是一个空白，近年主修翻译史的王宏志先生著述《翻译与近代中国》，论述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会见乾隆问题，全面考察和论述了国书翻译问题，王先生的考察和论述为本文提供了宝贵案例。

　　乾隆朝初年，世界上的国家(乾隆并不承认中国之外还有国家)来朝都是进贡者，而进贡的“夷狄”带来的表文和进贡礼单入中国境时，要先交给边区省的督抚大员，由他们译成华文(先译成满文)呈乾隆御览。如果贡使已经入京，则把朝贡表文呈送礼部，译成满、汉文后，进呈皇帝，担任翻译工作的是礼部属下四译馆的译字生(5)。乾隆时代四译馆没有英文译字生，因而无人能翻译出英使呈上的国书。马戛尔尼使团是英国派来的使团，不是进贡的，马戛尔尼拒绝把国书交给中国官员，连和珅的索要都被拒绝了。国书被密封在一个金盒子里，只有呈献给乾隆帝时才打开。

　　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来华所写国书要译成中文，同时需要中文译员随团出使。但是，在英国本土找不到一个中文译员。乔治三世只好派人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华书院”，找到了即将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柯宗孝和李自标，聘他们作使团译员，并事先译出国书的中译本。史料证明，协助翻译的还有意大利籍的汉学家蒙突奇博士。事实是，“中华书院”的留学生只懂意大利和拉丁文，由蒙突奇先把英文国书翻译成拉丁文，再由柯、李二人译成中文。二人害怕被中国认出笔迹，便把译好的国书，让蒙突奇抄写了一遍。

　　马戛尔尼使团的中译本最少应该是两份，一份留在英国外交部档案收藏(6)，一份装在镶有钻石的黄金盒子里，直接呈交给乾隆御览。

　　但是，现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译出英吉利国表文》的译文水平极差，根本不是中国朝廷公文惯用的书面语言，同英国外交部收藏的那一份完全不同。例如：“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王的恩可以成了，要把各处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世界对象，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7)

　　更严重的是故宫博物院的中译本对两国皇帝的身份翻译出了大问题，英国外交部藏英文版和中译本内，乔治三世的身份极为尊贵，至高无上，是英国的统治者和海上霸主，人类信念的捍卫者，对中国皇帝无丝毫卑屈之意。而故宫博物院的中文译本却是以臣子对君主的称谓，自称“敬奏”“恭维”，而称乾隆为“大皇帝”“万万岁”“万万年”。英王原文说马戛尔尼是“我国派往贵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而故宫中译本却出现多次“贡使”，“求”中国“大皇帝”“永远平安和好”“求大皇帝与正贡使一样恩待”等等(8)。

　　为什么会有风格迥异的两个译本？在王宏志先生考察之前，人们一直认为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收录的英文文本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的中文译本皆是真件。经过王先生对原件真迹、语言风格的鉴别，发现英国外交部的那份是使团出国前译出的，文字风格虽与英文原本相符，但却有修改的痕迹。而锁在黄金盒子里要交给乾隆皇帝御览的那篇译本，不会有修改痕迹的。可是，这份真品却不知去向。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马戛尔尼使团材料的许宝蘅先生，就发现“未知庋藏宫内何处”。目前只存有英文原件和与英文文本内容极不相符的那份语言拙劣的中文译本。马戛尔尼来华的许多原件，都不见收藏在当时整理的档案中。

　　英国方面花费功夫到那不勒斯找译员，译出国书锁在黄金盒子里，不可能到了中国再仓促译出一个文字拙劣的文本。所以，现存的中译本只能是当时中国方面编译出来的。据马戛尔尼回忆录中说，他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9月14日)被接见时把装在黄金盒子里的国书亲自送到乾隆手上的(9)。而现存故宫的那份中文译本，《译出英吉利表文》所署日期是八月十九日(9月23日)。即乾隆已阅览了英王国书的中译本正本，9天后又一个中文译本出现，按说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却在现实中产生。解释它也不难，这是乾隆皇帝看了英王的国书后十分震怒，英王竟然持有比中国皇帝还要高傲、伟岸的态度，甚至不屑与他称兄道弟；国书中还提出了派使驻北京、增开口岸、允许传教等条件。这些主张是乾隆绝不允许的，所以令人重新译出一份让他满意的文本，留在宫廷档案之中。那个真正的国书中译本则不知去向。

　　实际上当时不需要重译，只要把马戛尔尼呈进的国书改写一遍就可以了。那么，改写国书者又是谁？从那拙劣的文风看，与马戛尔尼为乾隆带来的礼品“清单”的文风完全一致。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遇上乾隆80寿辰，所以有厚重的礼品。到天津登陆前，长芦盐政派人登上使团的坐船要求他们提供礼品清单，以便确认“贡使”进贡的“贡单”。

　　当时随团来华的翻译只有从那不勒斯聘来的中国留学生李自标和柯宗孝，柯宗孝在译出国书的中文文本之后，由于害怕受中国官方的惩罚，一到中国就离开了。李自标是甘肃武威人，汉文底子差，离开中国时才13岁，不懂外交文书。而留在使团内能做中文翻译的也只有李自标，“礼单”的翻译只能由他去做。英文礼单是马戛尔尼作的，李自标不懂英文，由别人译为拉丁文后，才译成中文的。李自标中文水平极差，不能准确表达礼品的名称，致使中国官员见到了礼单和实物对照后，仍不知是什么礼品。

　　例如19件礼品中，有6件天文方面的科技产品，其中一件应该是“天体仪”，但李自标却翻译为“布蜡尼意大利翁大架”，其说明书又译为“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图”“从古迄今所未有，利益甚多”。第二件礼品译为“座钟一座”，实际上是“七政仪”，是形象显示太阳系的七个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的机械仪表。马戛尔尼尤其重视巨型战舰模型礼品，模型原物是英国“皇家君主号”战舰，装备110门大口径火炮，是全世界最大的军舰，耗资67458英镑。马戛尔尼原想以此军舰影响中国，表示英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李自标却把战舰译为“西洋船样一只”，说明书是“红毛国在西洋国中为大，有船甚多”(10)。

　　马戛尔尼使团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合格的译员。当时，一个叫梁栋材的法国传教士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就提到使团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翻译人员。在这次外交活动中，中国也失去了一次认识西方世界的机会，继续闭关锁国。

　　二、乾隆年间外交话语权的丧失

　　乾隆朝之后的百余年，中国继续坚持闭关政策，不重视外交和外语人才培养。而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积极培养译员。

　　先看中国情况。马戛尔尼使团回国20年后，英国又第二次派使团来中国，这就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来华。使团带来的中英文本图书是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没有直接交给嘉庆皇帝，而是交给负责接待的工部尚书苏愣额和长芦盐政广惠。苏、广二人看不懂英文版本，又找不到合适的译员，第二天就退给了使团，要求他们做进一步修改。实际上，在得知英国使团将要来华之前，中方就到处寻找“谙晓夷字语夷字之诚实可信”的通事，可是直到英国使团到来，还是没找到合格的译员。而英国方面的副使小斯当东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已随团来华，20多年后他的中文水平已经很高，还有翻译使团带来英王国书的马礼逊，充当阿美士德使团的译员。由于中国没有找到译员，只好同意马礼逊作为双方共同的翻译。这次中英两国的正式外交活动，由马礼逊一人作译员，事情的严重性嘉庆皇帝和中国官员都是知晓的(11)。

　　当时中国的译员到了奇缺的地步。林则徐主持广州的禁烟活动，找不到一个译员照会英国商人。广州是清代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是，沟通中外商人的买办和通事所说的“外语”，是广州地方话和英语、葡萄牙、印度、马拉等语言的混合体，毫无文法可言，只能在口头上做基本沟通，借助肢体语言才能听得懂。林则徐到广州不久就接到英国商务监督送来的英文文件，由于没人能看懂这份文件，林则徐只好向清廷求助，清廷为他派来了袁德辉作译员。袁德辉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过英语，回国后为广州十三洋行的行商伍绍荣做译员，伍绍荣又把他推荐给京师理藩院，最后又“奉旨”回广州为林则徐做翻译。林则徐给英国商人写过的“晓谕”，是由他译成英文的。这篇文稿发表在《中国丛报》上，遭到了懂汉文的外国人的耻笑。可见，中国当时的外语人才多么缺乏。

　　而英国方面则不同。前文提到的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中英双方的共同译员是马礼逊，他是袁德辉读英语的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创办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任职20多年，曾把《圣经》译成中文。东印度公司解体后，又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做中文秘书兼翻译。马礼逊之外还有洪任辉、小斯当东、万宁等几个人。洪任辉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当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封闭通商口岸时，他直接到天津找中国官员申诉，要求开放宁波为通商口岸，并揭发广州粤海关中国官员的勒索贪污行为。因此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洪任辉事件”。被他指控的广州官员受到惩罚，但他也被监禁3年，期满被驱逐离境。小斯当东是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曾译出《大清律例》，被认为是当时中文水平很高的英国人。万宁从1806年来到广州，开始学习中文，做东印度公司的译员，1810年离开了中国。

　　尽管袁德辉的英文水平很糟，毕竟让林则徐有个译员。林则徐被撤职后，琦善所用的“译员”则是山东巡抚托浑布为他介绍的鲍鹏，鲍鹏原是一个鸦片贩子，因协助英国人卖鸦片被林则徐通缉，逃到山东潍县。鲍鹏担不起译员的担子，到广州不久又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的汉奸。琦善因私订《穿鼻草约》被索拿进京，鲍鹏也以贩卖鸦片和泄露国家机密被治罪。

　　以后接任的耆英、伊里布更是连鲍鹏那样的“翻译”也没有。因不懂英语，也极少出现在谈判桌上。中英《南京条约》的整个谈判过程，中方代表实际上无人参加，只是由伊里布的家仆张喜来往传递信息。条约的草拟和正约，全是英国单方面搞出来的，就连中文译本也是英国议员马儒汉等译出的，耆英和伊里布只是把英国方面交过来的文本抄缮一遍，呈给道光皇帝御览而已(12)。更可悲的是，英国人怕中国代表看不懂条约的内容和含义，逐条向他们宣读和解释，以便他们拟好的条约能得到落实。

　　这样的谈判和签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清政府不仅打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失去对话权和中英文的书写权，完全由英国操纵。清政府抵制开放通商口岸，鄙视学习外语，没有合格的译员从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损失。

　　实际上，参与谈判的英方代表的中文水平也很低下。我们在阅读鸦片战争史料时，经常看到中国官员批评英方发来的中文照会“文理不通”“文义粗鄙”“词语支离”“语言不可解”等。我们看看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给两广总督卢坤写的一封信，就能得知一二。这封信是由马礼逊和他的儿子马儒翰合译，可以算是英国方面中文译员的最高水平了。

　　斯王令。准我等英国主所设各位监督。有权治理凡有英国人等自从大英国四海各地方来大皇帝各地方为贸易。向特准属贵公班衙人来广贸易。惟令本国大主同协治国政之大部发谕。令公班衙贸易止息终者(13)。

　　如此不知所云的译文，让中国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员感到“文理不通”“文义粗鄙”。然而，如此低劣的英国译员在鸦片战争的谈判中却完全控制了局面，使清廷遭受了不该有的耻辱和损失。

　　三、结语

　　没有译员的清廷根本没有被耻辱的条约惊醒。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仍然实施闭关政策。道光皇帝不知道英国(中国人称为大红毛国)在哪儿，不知道美国(时称美利坚国)，也不知道香港在什么地方，只是听耆英、伊里布说，香港只是一个“荒野渔村”。少数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呼吁“开眼看世界”，改革国家庶务。他们分别写出了影响后世和日本等国的著作，但在依然故我的清政府那里却没有产生影响。相反，徐继畬却因著书介绍欧美的民主政治而遭到迫害。

　　在世界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清政府难免落伍，更免不了“挨打”。1856年，英国侵略者伙同法国，在美国和俄国的支持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5月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迫使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在《天津条约》谈判中清政府仍然没有译员，仍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听任敌国代表摆布。在《天津条约》里，美国人写下了这一约款：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写字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14)。

　　这项条款规定了英文文本因中国人无人能译出，而由英国人提供“汉文配送”。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去了应有的谈判对话和书写权。而《天津条约》进一步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这样，英国人不仅负责制作中英交涉的两种文本，而且完全要以英文文本为标准。英国的语言凌驾在中国的语言之上，英语在中英两国沟通的权威地位得到了确认。

　　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压力下，清政府才被迫办起了外国语学校。曾担任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说过：“这条款其中虽无必要设立译员学校的明白规定，但就任何一项看来，译员学校的设置都是不可避免的。”(15)此后，在恭亲王奕width=17，height=17，dpi=110的主持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大僚开展了所谓的“近代化运动”。清政府也由排斥西方文化、排斥外人和外语，到主动学习。从创办一系列外语学校，到派遣留学生；从派员出国考察，到派遣使臣出国。学习外语成为时尚，不仅青年学习，连大臣和光绪皇帝，都被卷进学习外语的潮流中。

　　中国有了外语人才，有了合格译员。但是，由于中国积弱太久，难以短时强大。好在历史总是进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辉煌总在不断出现。